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之比较及其现实启示

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在模式、证据种类、证据的收集和披露、证据的采纳和评价、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但其基本内涵对我国改进完善刑事证据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鉴价值。我国可在刑事证据立法的方向上借鉴国际刑事证据规则,即确立在证据采纳和评价上的自由原则和证据收集、出示和质证上的对抗式模式,具体制度上可借鉴证据种类、书面证言的采纳规则、证人保护措施等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中电子数据证据规则之运用研究

电子数据和传统的证据相比,既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特点,比如动态性、变化性和无形性、易删减性、载体依赖性等特点。所以电子数据在运用证据规则时,既要遵循传统证据规则的要求和精神,还应当根据电子数据自身的特点有所变通。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尤其要注意排除那些通过引诱、恶意侵入等非法手段获取的电子数据。运用最佳证据规则需关注电子数据无法提供原件时的解决办法。运用补强证据规则主要补强那些存有疑点的电子数据,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电子数据的复印件、复制品。证明力大小规则主要侧重于比较证明同一事实的多个电子数据证明力之大小。     

论刑事诉讼中的伪证及预防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中的伪证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了伪证发生的主要原因,并针对伪证的预防以及相关证据规则的制定进行了研究。     

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刑事证据规则是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既有关于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规则,也包括证据运用的具体性规定.刑事证据规则是刑法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是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的有利武器;是体现一国法制进步的状况.应加强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为刑事证据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促进法治创造条件.     

刑事审判对卷证的依赖析议

我国刑事审判依赖卷证,是司法传统、科层型司法体制、法律规定与司法机关内部规定、庭审证据规则缺失、庭外裁判现象严重和法官规避风险使然,这使控辩平等难以实现,直接言词审理不能贯彻,导致庭审虚化并损害审判公正。我国刑事审判改革应在审前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克服对刑事卷证的依赖,以审判克服对刑事卷证的依赖,为此,要确立直接言词审理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包括证据能力规则和证明力规则。     

论刑事错案与口供证据规则

刑事错案范围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对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因此无罪错判有罪和轻罪错判重罪的案件才属于应当纠正的错案。错案的发生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密切相关,导致刑讯逼供的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明机制。对待口供证据应持理性态度,不应抛弃口供证据,但应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限制口供的运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口供任意性规则、口供排除规则以及口供补强规则,可以规范口供证据的使用。     

刑事制定法和藏族“赔命价”——应然与实然的时空转换及其解构

作为应然选择和刑事理论共识,罪刑法定原则遵循形式理性和形式公正的结果当然禁止习惯法的适用。但在刑事制定法禁止藏族"赔命价"作为一种刑事习惯规则适用的当下,作为一种实然,藏族"赔命价"却依然作为"活法"、"行动中的法"适用于广大的藏区,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种应然与实然的交错运生,凸显了刑事制定法与藏族"赔命价"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藏族"赔命价"历史流变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实现刑事制定法与藏族"赔命价"在博弈中的和谐共生提出解决之道或启示。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拷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刑讯逼供证据坚决排除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我国刑事司法向人权保障的积极迈进。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是能否贯彻立法精神的关键指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若干可行性疑问，在非法证据界定、非法物证考量、毒树之果效力、警察出庭保障、被告人举证、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细化完善，以增强可操作性，防止规则被虚置。     

对指纹鉴定证据的再思考——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的修订为视角

长久以来,指纹鉴定证据一直被视为权威的科学证据,在诉讼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已被承认将近一个世纪的指纹证据却开始遭到挑战。Daubert规则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的修订,赋予了审查判断其证据能力的新标准。要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技术成果,对指纹鉴定证据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使其在诉讼活动中得到更加客观合理的运用。     

最佳证据规则探析

最佳证据规则是一个古老的证据规则，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排除性走向了优先性的选择功能。对于最佳证据的例外和复制件的适用范围应当作出详尽的规定，原件与复制件的证明力是相同还是冲突时择优，在各国证据制度发展过程中并不相同。这体现出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下，人们对于最佳证据认识的不断升华，也更符合诉讼规律与时代的发展。我国应当在廓清最佳证据规则的时代要求下，做出更佳的选择。     

论刑法的有限性

所谓刑法的有限性,是指刑法的调控范围以及刑罚手段的运用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的。具体而言,刑法的有限性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触角的有限性,二是刑罚发动的有限性。所谓刑法触角的有限性,又称刑法调控范围的有限制性,是指刑法调控的对象必须是在行为人意识支配下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发动的有限制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条件上:第一,刑罚发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刑事案件的发生;第二,刑罚发动的实体法条件是刑法的规定性,该条件通常需要通过"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犯罪构成要件的限制"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三,刑罚发动的程序性条件是指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赔偿能力高低与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关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所引出理论上的看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人有无财产赔偿能力以及赔偿能力的高低作为定罪量刑的因素之一，并不是以钱买罪。恰恰相反，它体现了是刑法谦抑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当代法律的发展趋势。     

以正当程序理念构建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

正当程序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理念和宪法性准则,正在逐步成为各国构建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共同的价值取向。正当程序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因此正当程序的理念渗透在英美国家刑事侦查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中。最主要的体现是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及广泛的律师参与权等方面。考察我国有关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与正当程序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对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制度的正当化改造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完善侦查监督体系,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保障,实行逮捕和审前羁押相分离,以及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刑事侦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被追诉人清白身份的保护——以无罪推定为视角

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任何人,一旦被证实触犯了刑法都应毫无例外地接受法律的制裁。然而在罪行被最终确定之前,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被追诉人享有身份清白的假定,亦毋庸容忍正当权利被剥夺和歧视。刑事法律被视为人权保障书,其本意就是通过限制公权力的恣意妄为来保证被追诉人的清白不受侵犯。     

建设法治政府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证分析

建设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诸多不和谐音符中,相当部分是由于政府不依法行政所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切实保护公民权利,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才能实现人们相互之间特别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和谐。     

我国近代刑法移植研究

富民强国的国家目标使得近代以来的刑法移植从一开始就具备功利的价值追求。这种功利性的价值追求使得刑法移植常常表现出分裂的性格,即内容和形式的分裂。从内容看,移植的刑法资源与中国的传统刑法文化不相适应,阻碍了刑法的司法适用;从形式看,移植的刑法又与中国传统刑法有非常高的相似性。刑法移植过程中出现这种分裂性现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恰恰是我国刑法近代转型中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论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选择。对其证据能力的不同选择,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目的的能否实现。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如何,理论界说法不一。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我国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事对策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其存在诸多不足,理应给予完善。从刑事实体法角度而言,应增加有关黑社会组织的犯罪,增设财产刑,把单位纳入黑社会犯罪的主体;从刑事程序法角度而言,应加强对证人保护,证据收集的手段应该扩大,应与其他国家签订赃款分割协议。     

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治化

作为主动型侦查手段的一种特殊形式,诱惑侦查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较高的效能,然而我国侦查机关在运用这一手段时却存在着诸多混乱的情况。这种局面与我国试图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是相悖的。在侦查程序日益强调人权保障的今天,对我国诱惑侦查制度进行法律规制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