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学翻译的风格可译性

翻译不仅是把原作的内容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更是要把原作中的精神和风格尽可能贴切的传达出来。本文从几个方面论述了风格的可译性,以及风格的翻译。     

风格与译者

风格的翻译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境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作语言的正确传达。风格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译者不但具有深厚的双语功底,广博的知识,相当的文学眼光,还要具有熟练驾驭译入语语言的能力。     

从英汉对比看古诗英译

中国古代诗词作为中国文学的精髓,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西方在文化背景、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使古诗英译尤为困难。试图从英汉对比角度探讨中国古诗英译,力求分析文化背景、语法、风格的差异对古诗英译的影响。     

从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看英汉互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译界讨论已久的一个重要议题。文中以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为依据,探讨了英汉互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认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性或是不可译性,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可译性限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可译性限度并非静止不变,而会逐渐缩小。     

求同存异译彩纷呈——对古诗英译不可译的反思

本文从风格、意境、意象、语言等诗歌艺术分析的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不可译性.诗歌分析的层面使我们得出这样启示传达诗歌的风格是诗歌翻译的最高标准;意境和意向是古诗翻译过程中必须忠实的、不可缺失的,是可以翻译的;古诗的不可译-诗歌的建行形式和音乐性应以传达古诗的风格和意境为目的.如果古诗翻译的目的是跨文化交际,让更多异域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了解中国古诗的魅力,那么译者不应该跨过语言的异质,也不能因追求形式和韵律破坏原诗的意境,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翻译效果.     

试论语言和文化可译性限度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作用

文中从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入手,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语言可译性限度和文化可译性限度.通过阐述语言可译性限度与文化可译性限度产生的原因和一系列的分析、比较,说明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比文化的可译性限度对译者有更大的制约作用,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更具操作性、更易于译者突破.     

关于翻译哲学的断想:论翻译界五十年(1894—1948年)之争

自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至新中国成立,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在中国翻译界进行着,并且延续到今天,其争论的焦点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方法以及翻译的风格问题上;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学作品。本文拟就标准、方法和风格问题,综述诸家见解,并提出笔者拙见,以就教于译界前辈及同道。     

《新青年》同人杂感风格之比较

《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吴虞等的杂感在话题风格、说理风格、语言风格上具有各自的特点,共同丰富着早期的杂感创作,为后来的杂文、小品文,甚至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在体式与语言表达上提供丰富的启示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五四翻译文学地位之争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居于中心还是边缘,是创新还是保守,主要由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决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由近代以来的边缘地位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移,为尚处于“稚嫩”状态的新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作为一股重要力量直接参与了五四新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建构.     

浅谈专有名词的翻译

专有名词简称专名.专有名词的译法长期不能统一.为此,有必要从了解专名的意义,即专名的可译性入手,对专名的翻译进行分类探讨,提出专名翻译的一般原则和相应的处理方法.     

论诗歌翻译中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

翻译应遵循何种标准才称之为佳译,各种论点可谓甚嚣尘上。而译者的文化身份无疑成为阻碍译作构建文本效果等值性的关键因素,其中文化偏见或隔阂更是为民族间的交流蒙上了阴影。本文从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着手分析文化差异与隔阂对诗歌构成因素的误读,进而阐述其国际化文化身份在诗歌译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     

浅谈陶诗英译的美学再现——以许译《饮酒》(五)为例

陶渊明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陶诗及其翻译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久享盛誉。以《饮酒》(五)的英译为例,从翻译美学角度对译本进行分析,阐明了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只有遵循系统的翻译美学理论并付诸于实践,才能做到以美译美。     

从翻译的本质谈归化与异化的统一

一、引言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都是翻译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1] 直译与意译侧重指翻译的技巧,而归化与异化更多是和文化连在一起。现在译界对直译与意译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直译不是死译,意译不是胡译,两者都是翻译手段,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翻译的发展。但归化与异化却没能达成统一的认识。从最初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到孙致礼的“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蔡平的“翻译方…     

政治文献资深翻译家程镇球研究——对政治翻译中“忠实”原则的理解

本文旨在通过对翻译家程镇球关于政治翻译理论的梳理,从文化、语言及文体风格三个角度理解政治翻译中的“忠实”原则,以期纠正将政治翻译中的“忠实”简单等同于“直译”的错误看法。同时程镇球的政治翻译理论不仅对我国当代政治翻译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也为我国非文学翻译研究及我国翻译学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五四时期俄罗新文学翻译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翻译界、出版界与读书界对俄罗斯文学的热情高涨实有其因:人们从中发现旧俄专制的国情与中国传统社会颇为相似;中国启蒙先驱者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获得鼓舞,确认了由文学启蒙到思想革命对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俄罗斯文学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最让中国人感动;俄罗斯文学犹如大草原一般宏阔、雄浑、苍凉、悲怆的整体风貌,优秀作家千姿百态的独特风格,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审美吸引力。     

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与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研究已成为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是译者对原语文化的重写和操纵,集中体现了译者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性。对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考察译者主体性对翻译实践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从而拓展翻译研究的层面。     

浅谈英中视译

视译即视稿翻译,是会议翻译的一种,要求译员在几乎无所准备的情况下,跟着发言人的速度,将原文稿件用另一种语言译出。视译与同声传译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有时间限制,都是译员不断抢时间的过程;不同的是同传全凭耳朵听,视译却有稿可译。乍一听总会认为有稿件的翻译好做,可到了同传箱里就会发现,一面跟着发言人的速度,一面视稿将其发言译为另一种语言,这样做起来并不容易。时限不允许译员有足够的酌     

法律语言风格演变的规律及制约因素

法律语言风格的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代代相习,逐步形成了法律语言自身的格调。在演变过程中,遣词造句越来越准确、简明、平实,法律语言文本越来越程式化、多样化,法律语言风格必须同社会发展相适应,因为法律语言风格演变不仅受语言文字自身发展水平制约,更主要受法律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法律语言风格演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法律语言背后的法文化状态及其对法律语言风格的影响,对当前法律语言优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唐诗英译

唐诗英译工作在当今世界日益频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传播辉煌的唐诗艺术、促进世界诗歌创作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考察了近百年的唐诗英译历程，结合翻译理论的发展，归纳分析了唐诗英译实践和理论建设中的不同方向及其探索。一种是量视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一种则注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在主张以自由体译诗的学者、译家中，也各自有不同的努力，或简省、或详尽；或照顾到韵脚，或完全抛开押韵和诗行。他们都有各自的成功与不足。本文认为，应在今后的唐诗英译工作中，把这两种方向结合起来，努力解决翻译中形式与内容、韵律与达意的矛盾，达到一种“化境”。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将有益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及中西方文化交流。     

阿瑟·韦利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

英国学者阿瑟·韦利一生与中国古典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 ,采用直译的手法 ,不押韵 ,而注重诗歌的韵律和意象。为传达中国诗歌的节奏感 ,他尝试以英语的重音对应汉语的单字 ,形成了所谓的“弹性节奏”。他还尽量保留了诗中的意象 ,使许多新鲜的中国诗歌意象首次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韦利偏爱唐代以前简约自然的民歌风格及贴近大众生活的题材 ,他将自己的翻译重点放在了这一时期 ,并且他的诗歌翻译语言风格也倾向于简约、轻快、流畅。对韦利译诗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他不仅使广大的西方读者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就 ,而且在翻译方法上进行了大胆尝试与实践 ,成为后人翻译中国古诗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