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几种毒品犯罪与其他犯罪的联系与区别

毒品犯罪与某些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容易混淆 ,如 :走私毒品罪与普通走私罪 ;贩卖毒品罪与销脏罪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与包庇罪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脏罪与洗钱罪等等 ,在认定时应注意区别。     

我国毒品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在我国注重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行政效益的今天,政府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应该体现一定的价值理念,我国的毒品政策也不应例外。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的毒品政策所造成的价值困境进行了分析,对我国未来的禁毒工作提出了要"打防并举"等观点。     

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检讨与限制

我国在立法上保留了毒品犯罪死刑规定,并且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高居所有犯罪之首。但是,从历史文化观念、法益侵犯程度、刑事政策目标三个层次均难以论证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合理性。面对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情况和传统国民观念等障碍,主张全面废除毒品犯罪死刑是不现实的。我国毒品犯罪死刑制度的改革应走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之路,一方面废除部分毒品犯罪死刑立法规定,重点是司法上尽可能限制死刑适用的空间,为将来全面取缔死刑奠定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社会和公民实现对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理性认识,为毒品犯罪死刑规定的彻底废除奠定社会基础。     

毒品犯罪死刑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死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刑事司法实践在毒品犯罪死刑适用中对立法意图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科学分析.为体现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实现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一些"严重的毒品犯罪"中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在刑事立法中,运输毒品罪不应保留死刑.在有必要对缴获毒品进行定性定量鉴定分析的同时,为在司法实践中规定统一具体的量刑尺度,实现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裁量刑罚标准的统一和平衡,应制定我国的《毒品案件量刑指南》.     

我国毒品治理政策的检视与进路——以毒品合法化争议为起点

毒品合法化是世界禁毒领域的一个争论热点,由于其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尚不成熟,我国不宜推行全面的毒品合法化。但以此为切入点,理性反思我国传统的毒品治理政策,发现在禁毒战略方针、刑事政策、工作理念、组织体系等诸多方面存在亟待完善之处。我国应在维持严禁政策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毒品合法化主张和实践中的科学理念,从树立三级预防的禁毒战略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禁毒刑事政策、落实以人为本的禁毒工作理念、构建多元治理的禁毒组织体系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毒品治理政策,全面提升毒品问题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禁毒工作纳入法治和科学的轨道。     

我国入世后的涉外犯罪问题研究

研究我国入世后的涉外犯罪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涉外犯罪进行界定,在刑法学意义上应着眼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地两个方面。涉外犯罪主要集中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犯罪(含黑社会性质犯罪)、洗钱犯罪。涉外犯罪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刑法理论、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以S省M市为例

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且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毒品案件近几年来呈上升趋势的情形下,毒品案件涉案财物在侦查环节存在不规范、不严格执法、不公正等问题,影响了办案效果。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涉及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方式等,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已初见成效。这一监督具有法理基础。应在侦查和审判、执行环节,加强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以有效地参与禁毒,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非法持有毒品罪未遂时点认定规则探究

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未遂状态着手及犯罪得逞这两个关键时点的把握,关乎本罪刑事不法的可罚性起点及刑事政策的指向.目前司法实践在此二时点认定上呈现出明显的前置倾向.在着手时点的把握上,纯粹的客观说已失去解释力;通过印象说的提倡,实践中将非法持有毒品罪着手时点前置的做法得以在顺承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政策背景和毒品交易样态迭代的同时,...     

毒品控制政策的经济分析

随着毒品问题日益严重化 ,毒品控制政策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法律经济学的兴起 ,为毒品控制政策提供了另一个分析视角。对毒品控制政策进行经济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经济分析的对象和前提。在此基础上 ,分别对控制毒品供应政策和控制毒品需求政策进行经济分析 ,以推进毒品控制政策的完善。     

宽严相济政策在涉台毒品死刑案件中的应用

近年来,福建沿海一带成了毒品犯罪分子将毒品走私出境到台湾的首选通道.鉴于涉台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当前世界刑罚的轻缓化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司法实践存在宽严相济应用之不足等情况,亟待我们在应用宽严相济政策时做到:严中有宽:全面考量案件情节,区别对待惩处毒品犯罪分子;宽中有严: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宽严有度:慎重处理犯罪分子的立功问题;宽严审时:完善立法,坚持少杀、慎杀.     

代购毒品行为定性进路之辩正——基于“贩卖”和“运输”的阶层审视

理论与司法实践对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存在三点错误倾向:行为考察的片面性、罪名认定的主观性、罪名要素的混淆性。代购毒品行为由两部分行为组成,一是购买并转交毒品的行为,二是购买后的运送毒品行为,应分别、综合对上述两个层次的行为进行定性。贩卖毒品罪的危害在于组成、拓展了毒品的流通渠道,托购人主导的代购与贩卖毒品不具有相当性,代购者主导的代购与贩卖毒品具有相当性。贩卖毒品罪的成立不以牟利目的,而以有偿性为要件,对于代购毒品行为应以有偿目的进行定性。司法解释在事实上对运输毒品罪的主体进行了区分,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放宽处理,一是数量方面,二是时空方面。运输毒品行为的危害性在于对毒品流通的促进作用,运输毒品与动态持有毒品有区别。代购者实现了毒品在毒贩与吸毒者之间的转移、流通,因此与毒品运输行为具有等价性。非主导型代购者应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对无偿的主导型代购者定运输毒品罪,不重复评价持有行为;对有偿的主导型代购者定贩卖、运输毒品罪,不实行并罚。     

阿富汗毒品问题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战后重建中阿富汗面临国际与国内矛盾突出的双重挑战。阿塔政府执政后需要巩固政权、解决民众贫困、打击毒品犯罪以及与恐怖组织划清界限等问题。从目前形势来看,阿塔政府已经实施了禁毒措施,但阿富汗毒品依然严峻,对我国毒情形势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对策：积极开展区域禁毒合作,完善区域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打击毒品犯罪能力,进一步阻断毒品犯罪有利条件;加强新疆及广东省毒品打击力度;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打击毒品方案的形成。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全球毒品问题新动态与应对策略

在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无情肆虐一年半之后,由COVID-19大流行重塑的全球秩序的新轮廓已逐渐开始显现,各国政府为COVID-19的大流行付出了惨重代价。对毒品市场来说,各国政府为遏制COVID-19大流行所实施的一系列管控措施导致全球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也以不同方式逐步影响到全球毒品的需求与供应。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毒品市场的实际影响还未能完全获知,但后疫情时代全球毒品问题呈现出诸多新动态,COVID-19大流行所产生的影响深远而长久。     

新型毒品犯罪：生成特征与宽严相济

新型毒品是指通过化学合成的毒品。相对于传统毒品犯罪来讲。新型毒品犯罪具有制造手段相对简单、制造数量巨大、隐蔽性强以及扩散速度极快等特征。认真对待毒品犯罪的这些特征,才能在新型毒品犯罪中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于新型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务必严格,对于单纯运输新型毒品、未成年人以及以贩养吸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应当从宽;另一方面,应严厉打击走私制毒物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等外围行为,扩大毒品再犯的成立范围,对以未成年人为对象实施的毒品犯罪、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要“严”,并坚持对“零星贩毒”进行严厉打击。     

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探究

毒品犯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应当将毒品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走私、制造、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就构成了相应的犯罪既遂形态; 毒品是否最终流向社会,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在主观方面,除了直接故意外,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毒品犯罪。在量刑时,涉案毒品数量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他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为了协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刑法的冲突,建议将毒品累犯扩大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五种犯罪,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毒品犯罪累犯。     

毒品再犯问题再审视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毒品再犯的成立条件为:前罪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一,后罪包括所有的毒品犯罪;国外的判决也属于《刑法》第356条"被判过刑"的范畴;前后犯罪行为不需要时间上的限制;单位可以成为毒品再犯的犯罪主体。在毒品再犯和《刑法》第65条规定的累犯发生竞合时,应优先适用累犯条款;在毒品再犯与《刑法》第71条规定的发现新罪的数罪并罚发生竞合时,应当先对毒品再犯进行从重处罚,然后根据"先减后并"的并罚原则进行量刑,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违反"禁止双重评价"的规则。     

中国的禁毒体制及禁毒面临的新问题——关于禁毒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是深受毒品危害的国家,一直致力于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通过政府禁毒和民间自发的禁毒形式,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禁毒体制。随着我国吸毒人数的逐年增加,吸毒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整治吸毒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立法层次也越来越高。2008年6月1日生效的《禁毒法》重新调整和布局了我国的戒毒体制和模式。禁毒政策是政府对于毒品问题的一系列调控准则,包括禁毒政策的制定、适用和执行等基本方面。中国禁毒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众多因素影响,当前还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对此,越须有清醒认识,并在禁毒工作逐步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我国注重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积极开展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活动。同时,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对刑法功能的定位不准确,形成了一种对刑法的依赖心理,“严打”色彩比较浓厚。为此,应当坚持现有禁毒方针,树立毒品犯罪只能控制而不能消灭的观念,逐步确立以社会立法为主的禁毒法律体系,要更加注重控制毒品犯罪的实际效果。从目前滇西南运输毒品犯罪的情况看,人货分离运输毒品案件比重迅猛上升,毒品犯罪的手段更加隐秘,延伸破案较以往困难,公安机关涉毒案件破案率也有所降低,为此,必须以强有力的手段规范客车运营和托运秩序,堵塞制度漏洞,及时遏制滇西毒品运输入境势头。     

毒品成分的GC/MS分析与成分变化

采用GC/MS法对近几年办案中海洛因毒品及“摇头丸”毒品进行成分分析,除确定海洛因及苯丙胺类主要成分外,着重分析毒品添加剂成分。结果发现毒品成分有变化,外观呈浅灰白色的“海洛因”毒品新加了退热净和朴尔敏成分;“摇头丸”毒品首次发现加入2C-B成分。这些数据的积累有助于毒品产地与来源的推断。     

对四地高中生毒品认知现状的调查研究与建议

通过对四地高中生关于毒品知识问卷的调查,分析、归纳了高中生在尝试陌生药物的态度及意愿、对毒品常识的认知情况、尝试毒品的意愿情况、接触毒品的情况以及抵御能力、获取禁毒知识的途径等方面的认知现状。提出在中学禁毒教育中应加强对新型毒品的形态、特点和危害的介绍;禁毒教育应包括有关毒品犯罪法律方面等内容;教育途径应以电视广播等传统途径为主,同时应探索利用网络等媒介进行禁毒教育的新途径;禁毒教育方法要灵活多样并常抓不懈;不同地区应根据本地情况制订更具针对性的中学禁毒教育方案。     

刑罚民粹主义视角下毒品犯罪的死刑存废问题研究

为从严惩治毒品犯罪,我国刑法对其配置了死刑,实践中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数量和比例较高,但通过分析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现状,可以发现其存在死刑适用标准模糊的问题。此外,运输毒品行为更多的是一个辅助性行为,对其没有配置死刑的必要。现有的毒品犯罪立法未区分毒品犯罪的危害和毒品滥用的危害,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等价性、必要性标准。毒品犯罪作为非暴力性犯罪,对其配置死刑不合理,但有其现实原因、历史原因、观念原因,其立法规定和实践适用体现出刑罚民粹主义的影响。为此,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与观念引导,加强民众参与,信息公开,让民众正确认识毒品犯罪危害和死刑的作用,为毒品犯罪的死刑制度改革奠定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