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国在前南联盟危机中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 ,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苏联自身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 ,法国在外交上开始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就在法国考虑如何制订其外交战略以应对这种全新环境的时候 ,1991到 1995年的前南联盟危机为法国调整其对外政策 ,重建法国在欧洲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在处理这场危机的过程中 ,法国政府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对这场冲突中各方的态度 ,同时根据国内知识和文化阶层所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 ,对处理前南联盟冲突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调整 ,并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此期间 ,法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     

法美分歧原因的历史考察

二战结束以来,法美关系一直呈现出不太和谐的特征。究其根源是二战赋予了法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心态,法国人的屈辱感与美国人的自豪感形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心理鸿沟,两者之间在目标上的冲突也使他们的分歧在所难免。冷战后,法国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意在使欧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极力量,借此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是,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优势地位获得了显著提高,与法国乃至欧洲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美欧关系的不平等为滋生法美之间的分歧提供了土壤。"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奉行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其一超独霸的态势愈发明显。希拉克政府倡导多边主义外交,意在与美国分享权力。双方关系因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显然,法美分歧既受情绪的驱动,又受利益的驱使,是法美两国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     

是"新冷战",还是"20年危机"?——俄罗斯和国际政治

普京总统执政后认识到普里马科夫"竞争性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消极作用以及其言论和现实的巨大脱节,转而奉行可定性为"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模式.尽管俄罗斯的政策始终保持着新现实主义传统,普京仍然坚持俄罗斯应以自己的方式融入西方国家共同体.但伴随国力恢复和经济政治状况臻于稳定,俄逐渐背离其新现实主义议程而越来越变成一个希望修正国际体系的国家.俄认为西方始终延续冷战思维,孤立、遏制俄.西方出现了政策上的四大失败,即政治失败、策略失败、认识失败和文化失败,这导致失去了将俄融入国际霸权体系的良机.世界面临进入新的大国集团对立时代、国际体系重回冷战结构的危险.由于冷战结束后主要战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国际社会可能进入新的"20年危机".     

冷战后日本"自主外交"的发展及其对东亚合作的影响

二战后,在美军占领和冷战的背景下,日本形成了对美国的"依附外交",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放弃"自主外交"的努力.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自主外交"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冷战后日本"自主外交"的发展对日本开展亚洲外交和参与东亚合作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法国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一、法国对发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立场1.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法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冷战的结束导致法国在国际政治棋盘上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冷战后美国咄咄逼人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外交与第三世界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冷战战略密切相关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完全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在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军事反应、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在与苏联和中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使用这些手段,反对他们认定是亲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有关的事态发展。总体而言,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寻求恰当位置的努力。这一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虽然有所成就,但也充满了危机、挫折、痛苦和失败,外交决策者和普通的美国人为遏制战略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韩国对外ODA政策的背景与特征

二战后来自国际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有效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为韩国最终确立对外ODA政策奠定了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经历了很长时期才将对外ODA确立为一项根本的外交政策。战后朝鲜半岛复杂的安全环境压抑了韩国扩大对外ODA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韩国ODA政策是冷战后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韩国政府调整外交战略的结果，也是韩国谋求扮演重要国际角色，凸显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主体地位的根本手段之一。     

重申美国现实主义

文章对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它过于关注国际秩序本身而非美国的国家利益,忽视了美国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人民自由生活的能力,而所谓的"自由的国际秩序"只是实现这一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因此,文章主张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回归到传统的现实主义中去,即在强调美国实力重要性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美国实力存在的有限性。因此,美国的最佳策略是推行威慑战略,提高对手行动的成本,而不是与之发生战争。     

韩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探索——评《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国家安全与国家统一目标的定义》

<正>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同时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愈演愈烈。东亚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战场之一。其中,朝鲜半岛冷战结构造成的南北分裂、南北对峙等问题不仅是东北亚格局演变方向的决定因素,也是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尽管国内目前有很多关于韩国外交政策和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问题的研究,但多从历史角度进行系统阐述,从理论上对该主题进行的研究相对匮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国家     

冷战后巴基斯坦对华政策的驱动因素和现实考虑

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仍将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保持南亚战略平衡、对美战略依靠的不确定性和穆斯林世界缺乏可信赖的大国盟友,是巴基斯坦对华战略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反恐形势下,中巴在经济、防务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将逐步深入,但也面临巴基斯坦极端宗教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国内消极因素的威胁.     

冷和平:解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冷战虽然结束,但大国竞争(或冲突)的现实却依旧。在1994年12月于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曾发出警告:如果西方企图通过不断地威胁重新发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俄罗斯,不让其追求自身"正常"的大国利益,那么这将有直接导致"冷和平"出现的危险。他的警告表现出惊人的先见之明。冷战不对称地结束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赢家和输家必然的逻辑,而非共同的努力),但冷战冲突的模式却以新的形式继续着。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统治时期还是21世纪普京总统治下,均未出现一个稳定、包容的冷战后国际体系。叶利钦和普京都试图将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扩大的安全体系中,但冷战被超越的方式却为未来的冲突种下了祸根。时至今日,这种冲突仍在挑战着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领导。     

90年代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90年代以来,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依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本文拟就日本外交调整的背景、内容、着眼点及中日关系作粗浅分析。 一、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内容 冷战体制下,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这种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1989年以后,美苏关系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走向和解,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以美苏两极冷战体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崩溃。世界进入了旧秩序崩溃,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过渡期。由于冷战体制的崩溃,世界的主流由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在全球蔓延,形成了几个有重大影响的区域经济集团。如     

冷战后中美互动模式的演变

<正>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最初的完全在美国的体系内跟美国互动,逐渐走向尝试营造一个自己的环境和格局。另一个变化是,中国从冷战结束时完全被动地对美国做出反应,转变为今天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互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克林顿执政时期。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扩展战略,试图利用冷战终结所带来的机遇打造一个单极世界。     

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

就后冷战时代的中欧关系而言,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具有现实主义解释力的视角之一。一方面,这一关系由冷战的历史结构演变而来。虽然冷战的结束为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令其发生了分水岭式的变化,但新的国际体系仍然受到上个时代遗留的体系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二者本身都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其双边关系对国际体系的演化又起着显而易见的反作用。因此,中欧关系与国际体系变动之间时而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这一联系将因中、欧力量的增长及其互动的深化而趋强。     

试析冷战后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外交政策取向

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对抗局势的消亡,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的一点是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欧洲”的外交政策取向,迅速地实现了对外关系方向的地理位移,即从过去面向东方转向西方。本文试图对东欧国家的这一外交政策取向作一粗浅分析。     

北约：从区域防御组织到全球霸权工具

<正>冷战结束后，北约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实力一家独大，仍然主导北约的战略转型。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10个西欧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各国完成公约的国内批准手续，这标志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正式成立。作为冷战时期东西方集团对抗的产物，这个“二战”后最著名的国际军事集团已届74周岁，拥有31个成员国，每年军费支出上千亿美元。在经历“冷战”洗礼和近三十年的多次转型后，北约不仅没有式微，反而老而不死，加速膨胀，成为美国推行和维护全球霸权的工具。     

德国外交文化解析——以德国的叙利亚政策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公民教育与历史反思的德国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嬗变。两德统一后,摆脱了冷战格局束缚的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西方盟友对德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责任的期待也相应上升。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调整趋向: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多边主义"原则以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所加剧。然而,德国政界加强国际参与的意愿与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及使用武力的谨慎态度仍在反复拉锯。德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文化的延续与调整的特点。     

论后冷战时期法国对欧盟发展的推动和影响

欧盟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 ,其发展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在欧盟全部的发展历程中 ,法国始终是推动这一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的主导力量。法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法国的自身利益 ,通过建立“强大的欧洲”来加强地处欧洲中心的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为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法国外交部长舒曼 ( RobertSchuman)就提出“舒曼计划”,建立欧洲煤钢联营 ,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 ,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欧洲一体化也面临着从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