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善治模式的创建与群体性事件的化解

当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缺陷和不足,而治理和善治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维与研究范式。治理与善治理论表明,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种种不适应而产生的社会张力。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药方在于创建社会善治模式,主要策略有: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政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执政能力建设与善治理念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其基本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效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内在蕴涵着善治的理念，善治意味着构建回应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参与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的本质回归。     

从善治理念看弱势群体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

高园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4期撰文认为，善治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两者都达到最佳状态。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基本权益得以维护，是善治理念的内在要求。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则是善治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考验政府善治能力的标尺。     

公民社会、国家与善治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公民社会是善治的基础,没有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善治;反之,公民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善治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推动了善治的进程.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治理理论强调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组织载体。非政府组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的当然构成，因着保护主客体双方特点的契合而在保护中显示着独特的优越性。善治理念要求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公民个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并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内部各主体之间正和博弈模型的建构。     

农村社区权力关系建构:一种善治的话语分析

善治理论是21世纪的重要前沿理论。梳理善治基本内涵发现,我国乡村治理在迈向善治过程中存在困境:宏观层面表现为国家体制主导的错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的权力边界问题亟待厘清;微观表现为农民主体性缺位,导源于后税费时代基层组织的角色转化对农民"原子化"过程的加剧,弱化了农民及其社会组织平等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地位。农村社区权力建构必须凸显国家有限导向职能,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实现国家和公民社会权责的有效分化和整合。     

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和善治的核心价值,而公民参与意识是自主性公民参与的必要前提。本文从实证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研究发现,参加志愿组织具有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意识的功能;参加官办组织和社会宽容只激发政治参与意识,而信任对两种公民参与意识均没有促进作用,信任熟人反而不利于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动公民参与网络的发展,尤其是促进志愿组织的发展,推动适用于现代复杂社会的社会性信任,在全社会推广社会宽容和和谐的价值观。     

公民身份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动力概念",公民身份的理论意蕴体现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关照,因此能够作为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在公民身份理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与结构上遵循"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协同合作治理"逻辑;在治理机制与方式上遵循"公共理性、民主协商与法治化治理"逻辑;在治理效果与评估上遵循"实现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逻辑。遵循以上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以公民本位的多中心治理为理路完善国家治理格局;以公民身份权利深化拓展为目标构筑国家治理体系;以决策中的民主协商实践为依托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导向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中国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在于实现党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政治文明建设应从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出发,以一种合作的视野来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公民社会在推动民主和发展这两大潮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构建一个健康而有序的公民社会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趋势。党融入公民社会,实现治理与善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科学逻辑。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基于双案例的思考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治理和善治有赖于高度的公民参与,协商民主是通往治理和善治的途径。浙江省温岭市以民主恳谈为基础的基层治理制度以及广东省河源市以网络问政为基础的地方治理模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新探索。两地实践表明,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要建立起完备的参与制度,同时必须保证民主协商的有效性,最后,协商民主不能仅仅倚赖某个政府领导者,而必须成为对各级政府的普遍性要求。     

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分析

<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带来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公民主体地位和参与意识逐渐加强,公民社会悄然兴起,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民间组织必将影响到作为公共权力运作集中体现的政策制定过程以期待决策者作出有利于自身的价值分配,民间组织正在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主体。本文以治理与善治理论为理论工具对民间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和不利影响进行分析。     

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它之所以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共鸣,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这本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二是,我们在社会和谐方面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严重挑战。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善治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关系。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印象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脱形于＂公民社会＂这一大范畴之下的理论模式,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及知识传统,其形态随着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而逐步显现出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从这一概念入手,可以探析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印象。     

我国罚没收入征管的理论基础研究

作为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国家行政机关或授权单位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或没收财物，矫正由于违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严重负外部效应。本研究基于负外部效应矫正理论，对我国罚没收入征管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分析探讨完善我国罚没收入征管的措施，以更加合理有效的发挥罚没收入的社会管理职能，保障守法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

治理与善治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内卷化突出,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在基层政府善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善治目标与社会结构、财政汲取与国家分配、法制建构与制度保障、民主发育与国家资源四对关系。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基层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嬗变述评

公民社会是一个纯粹西方的话语,它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当前,中国理论界正在兴起关于在国内培育公民社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由于中国缺乏有关公民社会问题方面的理论资源,所以引用和借鉴西方丰富的公民社会理论资源来规范相关理论研究并指导在国内培育公民社会的实践活动,就成为我们理性的选择,因此,研究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描述了公民社会在西方的古典含义,近代含义以及现代以来的含义,并对他们进行了评析;希望能对我们准确全面把握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有所帮助,能对我们在国内进行培育公民社会的实践活动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表达权在和谐社会中的实现路径

从表达权与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入手,本文重点考察了表达权对于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意义与其在和谐社会中的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权利与权力达成对话与形成良好合作关系的社会,只有实行＂善治＂,让公民与政府形成最佳的关系,才能推动交流与辩论,从而在一个动态稳定的社会中实践公民表达权。     

公共管理视野下推进新时期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的对策思考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公共管理的实现需要公民的参与和支持,这就要求政府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公民的利益需求,将公民参与引入到公共政策中来,从而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品质。在明确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不断提升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管理在构建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构建完善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创造非政府组织的有序参与机制和发展公私合作生产的利益协调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