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

人本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征，也是其内在发展的重要动力。受人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在诉讼制度上很早形成了有利于弱势地位百姓诉讼的直诉制度、死刑等重大案件须多次重审制度、被告可以上诉要求重新审理的制度等。这些闪烁着人本主义光辉的诉讼制度不仅起到了减少和避免制造冤假错案和滥杀无辜的可能性，减轻了当事人的身心痛苦，减少了人们的诉讼成本，进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因自身形成之早、较为严密规范而在人类诉讼制度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是中华法律文化对人类法律制度的一大贡献。     

中国公益诉讼的基本理论和制度

近些年来，公益诉讼案件不断出现，法学界对其研究也成为热点，但总体上，我国的公益诉讼还属于新事物，无论理论和实践都很不成熟，其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诸如公益诉讼的范围、诉讼主体资格、程序规则、判决效力范围等一系列问题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遇到很大困惑。公益诉讼也对传统诉讼理论和制度提出了变革式的挑战，其事关国家、社会及公众利益之得失，事关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和成败。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深入探讨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阐发了各自的观点。     

论任意的诉讼担当之法律构造

任意的诉讼担当是对传统当事人确定理论的突破，我国现行法对其的规定较为零散，范围过于狭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到传统当事人确定理论、律师代理制度及诉讼费用制度等限制因素的影响。德日台等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以选定当事人制度和团体诉讼为中心，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任意的诉讼担当体系。我国应在完善当事人确定理论的基础上．以代表人诉讼为中心，引入团体诉讼制度，适当扩大任意诉讼担当的适用范围，重构我国任意诉讼担当的理论体系。     

诉权滥用的规制与防范——恶意诉讼及其程序规制

近年来，在民事诉讼中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呈高发态势，主要表现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乃至诉讼欺诈等多种样态，其中恶意诉讼更因其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之高、对社会尤其是法制危害之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而虚假诉讼则极大地降低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性能和效用。因此，从维护司法权威及诉讼秩序的角度出发，建立和完善对虚假诉讼的识别与剔除之管控制度势在必行。防范和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加快相关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在司法层面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引导，尤其在当前诉讼模式转变的特殊时期，亟需发挥法官职权在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审判权对抑制诉权滥用的限制功能，依法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惩戒，尽可能防范或化解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可能性。当然，规制诉权滥用，应当在“司法能动”和“司法谦抑”间寻找平衡，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将“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作为规制的重要原则，建立起一套针对性强、全程防范、救济便捷、惩处有力的制度，最大限度地识别、防范、惩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     

试论创建我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

本文论述了创建我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参照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基础上,认为我国也应该建立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的环境公益,也有利于各级政府部门更多地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行政行为,尤其是宏观的与环境资源有关的行政决策。     

环境公益诉讼属性的行政法学分析

在公共利益需要保护的严峻现实下，环境公益诉讼以其多样化的功能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审视现有的研究成果，学界大多赞同多种诉讼模式并存的环境公益诉讼，其中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确立更是达成了共识。然而，粗线条的制度设计往往会适得其反，欠斟酌的立法安排会影响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为此，本文通过对公益诉讼的剖根溯源、对三大公益诉讼模式的比较与择取，最终判断公益诉讼带有典型的行政属性，相应的环境公益诉讼也只能是行政诉讼类的。     

美国集团诉讼及其对完善我国证券侵权群体诉讼制度的借鉴意义

群体诉讼是为了解决多数人的纠纷而人为地设计出的一种诉讼制度。美国的集团诉讼是一种简单灵活、诉讼成本低的制度。本文探讨了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产生、发展 ,分析了其优点和缺点 ,剖析了我国证券群体诉讼存在的制度缺陷 ,并提出借鉴美国集团诉讼来完善我国证券群体诉讼的观点。     

关于生态文明背景下代物诉讼制度的思考

由于我国诉讼法对原告资格规定了严格的条件，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举步维艰。因此，我们引入代物诉讼制度成为必要。文章意在引入代物诉讼制度，分析其成立的理论基础，并提出相应制度的运行架构，以期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所裨益。     

公益诉讼当事人问题探究简

公益诉讼中,公益诉讼当事人的适格与否、公益诉讼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这两大问题,对促进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在探讨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问题和其诉讼地位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不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对公益诉讼当事人的影响,认识到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公益诉讼当事人的权益是十分必要的,如此,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公共利益在诉讼层面才能得到保障。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民事活动领域，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逐渐凸显，关于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也日渐高涨。通过对公益诉讼的理论分析，探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建立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     

群体性劳动争议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群体性劳动争议具有争议主体人数多、矛盾尖锐、处理困难和社会影响大等特征。针对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法院可选择适用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两种程序。但是,共同诉讼适用范围有局限,代表人诉讼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也很少适用。为解决当前我国群体性劳动争议诉讼机制的适用困境,建议一方面改进和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引入团体诉讼制度。     

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初步构想

宪法诉讼对于保障宪法实施、树立宪法权威、保障人权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并未建立起正常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当务之急是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宪法诉讼的理论和原则，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应当从宪法诉讼机关的设置、宪法诉讼程序的建立和对违宪行为的制裁三个方面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可以考虑建立复合式的宪法诉讼机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设宪法监督委员会，在最高院和高院设立宪法法庭，共同行使宪法诉讼权。     

完善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

群体诉讼是为解决多数人纠纷所设计的一种当事人诉讼制度.群体诉讼主要有四方面的价值:节约司法资源、平衡冲突双方诉讼能力、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稳定.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处于"休眠"状态,表现为适用范围过窄、诉讼经济原则得不到体现、诉讼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之间权利不均衡、司法不独立.完善我国的群体诉讼制度,可以通过借鉴美国集团诉讼,完善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和配套制度--团体诉讼制度两方面着手.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诉讼制度,提供了股东诉讼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划分股东诉讼的种类、确定股东派生诉讼的程序要件和主体要件、股东派生诉讼的结果归属等法律制度亟待完善,否则,由于法律制度的缺陷,将很难发挥股东诉讼制度设置的作用。     

日本小额诉讼制度述析及其启示

1996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启动、审理、判决、救济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鲜明地体现了日本精密司法的特征。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既有简易程序不简化的内在因素,也深受美国小额诉讼的外在影响,但其深层法理在于对平等接近正义、诉讼效率优先、程序法理交错适用等诉讼理念的追求。对日本小额诉讼的制度设计,应以辩证的观点加以看待,不能盲目借鉴,制度的借鉴必须考虑制度生存的土壤和相关的配套制度。日本小额诉讼中规定的程序选择权、异议救济、判决缓期支付制度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小额诉讼适用中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以及较低的诉讼费用值得我国借鉴。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 ,但股东的权益也可能因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侵害。在实践中 ,我国已允许股东因公司利益受到控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行为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诉讼 ,在公司法律制度上称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本文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初步探讨     

韩国小额诉讼制度现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小额诉讼在处理民事纠纷方面利用率极高，这与其独特的制度理念与科学的程序设计有着密切的关系。韩国小额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小额诉讼程序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同时韩国小额诉讼内含的制度痼疾也同样给我们以警示，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合理构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

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但股东的权益也可能因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侵害。在公司权益受到他人不法侵害时，由于股东是公司利益的终极所有者，其权益必然会间接受到侵害。在实践中我国已经允许，股东因公司利益受到控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行为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形式的诉讼，在公司法律制度上称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本文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作初步探讨。     

美国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启示

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作为公益诉讼的创始国,美国已形成健全的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引进公益诉讼制度时应借鉴和参考美国公益诉讼制度。     

对抗制·羁押率·简易程序适用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中的流行误区剖析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对抗制诉讼模式，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对抗制以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为存在前提，以对抗性的文化为支撑。我国不具备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条件，因而增强职权因素，强调公、检、法机关的客观义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同样，我国也不具备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条件，所以缩短羁押期限、减少办案环节才是我国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