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情结"与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

俄罗斯走向西方,赶超西方并融入西方文明的“西方情结”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促成苏联解体的一个历史原因。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情结”的影响。     

冯友兰人生四境界的意蕴

冯友兰，上个世纪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他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名析理”同西方近代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其内容涉及行上学、心性论、境界学、人生哲学等，“六书纪贞元”，冯氏哲学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新局面，其人生境界说是“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学的当代价值与民族精神之塑造

我国文化领域近来形成了“国学热”。“国学热”背后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艺术的复兴。这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反映了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增加,反映了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在这轮“国学热”中,人们对什么是国学,旧国学有哪些当代价值、存在哪些不足,如何创新旧国学,弘扬国学的当代价值,如何发挥国学在塑造当代民族精神中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等方面问题,都非常关注。本文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些探讨。     

李约瑟的中国情结和西方理念

本文从两个侧面讨论了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时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李的“中国情结”使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评价的客观性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李的西方观念和他使用的西方方法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的探索工作。但由于出色的分析和综合,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国学"概念新证

国学自二十世纪初创制以来，关于国学的概念就从未统一过。目前仍有学术市场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汉学”、“儒学”、“经学”、“孔学”、“中国传统文化”、“国粹学”、“国故学”等等。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中大多数观点都有一定的狭隘性。而真正国学（或称“中学”、“汉学”），应是代指中国古代文化全体的学问。     

当前国学热中应注意的几种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出现了“国学热”,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热”、“儒学热”,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读经热、祭祀热、私塾热、修家谱热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国学热中,以下倾向需要引起注意,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1·要警惕国学热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国学是我国几千年来延绵不断的思想、学术和文化,本来无所谓冷热,但是,由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有过100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当我们看到否定历史、否定文化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时,国人的平和心态逐…     

学者为自己的事业立传——《国学通览》出版感言

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民国初年,一些爱国学者编印了《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做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流行起来。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也叫“中国学”。中国的学术,渊源在先秦。那时,产生过诸子百家争     

国学传统与现代学术

“国学”是近代以来相对于“西学”而兴起的关于中国固有学术的一个新称谓,国学的内涵虽然不断变化,但国学的基本传统却必须追溯到孔子,孔子通过整理六经,建立了国学强调社会责任的传统、追求天下大同的传统、追求善美和谐统一的传统。这些传统,是拯救现代学术的良药。     

没有“新大陆”

据说,“久违了”的“国学”又在“悄然兴起”,而且是最近打出的一面“旗帜”,不禁愕然。“国学”一词,若是追根寻源,最初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即后世所称的国子监。“悄然兴起”的“国学”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后来有“国故”一词,是指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大约到了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些留日的学生把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支那学”一词迻译过来,这才有了“国学”一词新的意思。     

美国的冷战情结

冷战结束四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在加速走向多极化。美国政府和国会中的某些人却不识时务,死死抱住“唯一超级大国” 的陈旧观念不放,自以为美国有能力主宰世界,并采取“遏制”、“制栽”等冷战过时的政策和做法,对付来自各方面拒绝接受美国“世界领导地位” 的挑战。这种难解的冷战情结,使美国同包括西方盟国在内的许多大国的矛盾日益增多与激化。 俄罗斯当前致力于重振大国地位,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美国认为,它对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其目的是促使俄向着核裁军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把俄扶植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为了防止出现这样一个对手,美国近来突出它对俄罗斯战略的遏制一面,即遏制俄在国际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

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形而上学者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超时空的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蒲鲁东沉溺于追求经济学中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杜林迷恋于制造“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费尔巴哈执着于阐释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启示。为了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思想方法上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一般规律”情结以及“抽象范畴”情结,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     

论"国学"之作为"学"

“国学”就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就是渗透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等具体学问之中的“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中国思维”。它主要表现为:只讲“相关律名学”(correlation-logic),而不讲“主谓式句辞”(Subject-predicate proposition);只讲现象论,而不讲本体论(ontology);只讲符号论,而不讲实在论(realism);只讲“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而不讲“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只讲“大心论”,而不讲“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之类的任何“中心论”;只讲“职司主义”或“功能主义”,而不讲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等等。这是一整套有别于“西学”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了这套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超越传统的“公”和西方的“公共”概念——中国政府需要实现的管理理念、目标和原则的重大变革

中国传统的“公”甚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公”，都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公共”概念。鉴于中国现阶段政府管理问题的特殊性，不仅必须超越中国传统的“公”，也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公共”概念及其理论。总体系统观和总体系统论，提供了克服传统文化、意识形态障碍和西方理论局限性的深化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     

依中国文化精神建设当代国学

"当代国学"与"近代国学"有别。近代国学之研究,起自中学与西学之对比以及依西学之目标重理国故,其意义主要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当代国学则缘于西学根本局限性之发现以及中国文化生命之复兴的需要。当代国学之建设自有当代中国民众的生命实践作为基础,但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意识异化原理作启发,兼引当代西方存在论革命之思想,才能一方面从根本上诊治中国传统文化之痼疾,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立心、立命。     

科学发展观与“现代困境”的破解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主体发展的“现代困境”。当代西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的出现。并不能真正提供破解困境的答案。科学发展现实现了对西方“以人为中心”发展观的超越，对于破解“现代困境”具有重大意义。     

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温、良、恭、俭、让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通常所说的“国学”，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国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贡献尤为突出。其中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精辟论述，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孔子提倡的在人际交往上要做到“温、良、恭、俭、让”就是一例。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生成、特质呈现与话语批判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重塑辉煌的主基调,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主旋律。在追求现代化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在坚持原则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规律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继承性与拓新性相统一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始终彰显人本逻辑、推进“并联式”发展、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利用和驾驭资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展现中国气派的全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在西方话语霸权下成立,是由于我国用发展着的实践解构了“文明基因论”“历史终结论”“国强必霸论”“文明冲突论”等一系列西方话语,从而建构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化话语体系。     

21世纪是发扬光大自然国学的世纪(上)

"自然国学"是相对于"人文国学"而言的。"人文国学"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道德伦理、艺术、法律、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自然国学"则包括中国科学史、中国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和方法、中国科技哲学等内容以及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方法论等。"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蓝瑛出访归来谈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也需要发展个性和重视个人利益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不能将“人权”等送给西方世界     

关于“人文精神”的定位问题

本文分析和探讨了直接影响“人文精神”概念定位或界定的两个问题,即关于“人文精神”的文化基础问题和“人文精神”是否可套用某种现有特定模式的问题。文章认为,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人文精神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当代中国应当弘扬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现实的国情。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的“人文主义”,也不能套用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而应当在吸取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及其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并塑造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