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职能的重建——一个分析框架

重建公共管理职能是当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如何构建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公共管理,这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界需要关注的问题.首要的任务是确立分析公共管理职能的框架.公共管理的职能体系受到社会价值观、时间、空间、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能力等诸多因素的约束.关注这些因素对公共管理职能规定的影响是转变和重建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同时,它也意味着公共管理职能转变和重建是一个动态和权变的过程.公共管理职能实现方式的变革是重建过程的一个主要维度,从单一的行政方式向市场、网络等多种方式转变是当前公共管理变革的关注点之一.     

公共治理的空间结构及其转变——基于转型社会中公共权力行动边界的分析

公共治理空间体现了公共权力在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时所拓展的协调与控制社会能动性的幅度和深度.在转型社会中,公共治理空间一般由显性一隐性空间构成.相应地,制度和惯习、制度性边界和惯习性边界的互生与外衍构成了公共治理显性-隐性空间的衍生条件与约束机制;而隐性治理空间的存续对公共治理总体格局而言亦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由此决定着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宏观功能.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应通过公共权力运行场域的再造与行动边界的整合实现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转变.     

大数据与公共管理变革

大数据具有数量大、数据多样化、价值密度低、速度快的特征,通过技术提供独特的也是全新的思维奠定了我们的学习创新(深度学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大数据科学与管理科学的结合从而产生大数据的管理,大数据独特的收集功能、储存功能、分析功能、价值挖掘功能和预测功能,促使公共管理从封闭性的管理结构转向开放性的管理结构;从官僚科层制转向扁平化结构;从公共管理与政治管理边界模糊的结构转向公共管理与政治管理边界清晰的结构;从专注于对人的管理转变为对数据的管理并借助于大数据来为人服务的模式;从被动应对性的公共决策转向基于大数据之上的主动性的优化决策。当然,这些变革也就意味着风险,其中包括导致公共管理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不可靠性风险。     

公共领导发展与公共冲突管理的双向互动分析

公共领导发展与公共冲突管理之间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二者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公共领导发展对公共冲突管理的推动主要是通过公共精神的价值导向,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通过公共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明确了公共冲突管理者的职能;通过战略型的领导方式,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考量;通过政策性的领导趋势,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确实的政策依据。而公共冲突管理对公共领导发展的推动主要是通过公共冲突的正向整合功能提升了公共领导者的影响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组织性增强了公共领导者的决策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实践性锻炼了公共领导者的执行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不确定性激发了公共领导者的创新力。     

论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论县级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公共决策是县级政府的一项重要管理职能。目前,我国县级政府在决策内容、目标、程序以及权限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与现行管理体制、决策者自身素质、人文环境和任免考核制度有关,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以促使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政府公共供给指标体系研究

政府公共供给指标体系是衡量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绩效的科学依据。设计政府公共供给指标体系必须遵循公共性、总括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政府公共供给指标应该概括政府的公共活动的基本范围,反映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主要方面,揭示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类别,是政府具有比较优势、具有外部性、必须由政府干预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算法决策的几个问题探讨

在技术驱动和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需求下,公共领域算法决策得到广泛应用,其在管理职能和方式中的独特性是规则调整的前提。算法决策同公共权力的结合,使得技术发展无法中立,且在机会平等表象下可能造成对权力秩序的冲击和对个体权利的侵害。传统的法学调整方法面临分散的个体发展同民主秩序稳定、风险预测与因果关系、权力赋予与权利保障等矛盾的协调问题。公共领域算法决策的法律规制必须在算法系统、价值选择、制度构建和评估标准层面进行引导。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混合制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各发达国家实行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行政改革策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旨是运用市场积极有效的经济方法及手段来解决传统的政府公共部门激励欠缺的弊病,进而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及效果.尤为重要的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例如建立政府遥控职能,实行地方分权自治,鼓励公共产品竞争、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及绩效评估管理等,已经使传统单一的政府计划管理模式转化为一种新的混合制管理模式.     

政府职能转变从政府干预转向公共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政府的管理对象、体制环境与法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环境的变化要求我国政府职能发生相应变化.我国政府应从当前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向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管理,面向各种经济成分提供公平的、无差别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为此,我国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观念、管理方式与管理制度,完善公共管理的制度与法规,实现从政府干预向公共管理的转变.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公共需求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

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与公共需求的变化相适应的。本文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型需要、安全型需要、享受型需要和发展型需要。中国目前公共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安全型、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精细化、标准化是这一需要变化的必然要求。政府应通过了解需求、整合需求和引导需求,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Public Value Governance: Moving Beyond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vement is emerging to move beyond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movement i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a networked, multisector, no‐one‐wholly‐in‐charge world and to the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pproaches. In the new approach, values beyond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and especially democratic values—are prominent. Government has a special role to play as a guarantor of public values, but citizens as well as business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also important as active public problem solvers. The article highlights value‐related issues in the new approach and presents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to be pursued if the new approach is to fulfill its promise.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法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

本文基于胡德(Hood)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和霍尔(Hall)与赖特(Wright)的新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分析了法国最近的几次改革及其相关理念,认为如果不同的政府都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来解决相似的问题,那么,改革的具体内容则依每个国家自身的环境,或先天条件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