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工具·模式:我国水资源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为了解决我国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困境,作为公共管理分支领域的水资源管理必须在理论层面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理论的变革,在工具层面实现由单一向多元政策工具的转型。同时,建立适合我国水资源管理形势需要的政府性组织、市场性组织及社会性组织间的网络治理模式是适应水资源管理理论变革与工具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外灌区管理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灌区是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管理组织。灌区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灌区管理水平较低,手段落后,亟须借鉴国外经验。国外灌区管理的主要经验包括:将灌区定位为公益或准公益事业而坚持政府投入为主,同时积极推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体制改革;采取介于政府和用水户之间的专业非营利性公司实施灌区管理;以推动灌溉管理转移为切入点;采取全面系统相互配套的一系列举措。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单位社区的终结和社区治理的转型——以湖北省X市L集团三个社区为个案

湖北省X市L集团三个社区改制前后治理方式的变迁表明,单位体制下,单位是社区管理的主体,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导致社区治理失灵;随着社会转型,社区治理逐步走向多元共治阶段,多元共治模式是社区治理逐步走向善治的有效治理模式。     

农村社会治理权力体制创新的三个关键问题

农村社会治理的权力体制是当前各级政府日益关注的重要方面。由于传统的以政府责任为中心的社会管理体制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权力发挥作用，因此权力体制的创新就成为社会管理中的关键点。本文在分析了传统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理论，阐述了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释放权力空间、培育权力主体和规范权力运行三个主要解决途径。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社会组织发展

社会组织将在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需要完善政策扶持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应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社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创新社会组织管理,需要体制上的突破。社会组织应抢抓机遇,实现管理创新,充分发挥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政府和社会力量携起手来,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共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 走出维稳体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在整体上,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领域因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积攒了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我国的社会管理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维稳怪圈"的出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走出过去社会管理的某些惯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创新与基层治理优化路径研究——以衢州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创新为例

职责与权力、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是制约乡镇基层政府运行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体制症结。浙江省衢州市近年实施的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改革表明,聚焦基层治理问题,打破条块体制和科层体制的限制,整合乡镇治理资源,建立乡镇治理新的运行机制,以综合性团队协作替代条块分割的专业化科层管理,是乡镇政府自主地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管办分离与报纸公司治理

管办分离后 ,对部分报纸进行企业法人治理 (公司治理 )是报业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新主管、主办制构成的体制环境仍将影响报纸公司治理的效率。只有解决所有者虚位、政资不分以及制约机制与新闻管理的矛盾等问题 ,才能确保报纸公司治理的成功。     

数字化语境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型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研究

自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来,全国各地涌现出若干典型样本。构建创新型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前提是社会转型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核心在于回应群众,要素在于体制机制重组力量、主体合作共治能力、价值理念、制度框架、体制机制控制枢纽、自调节自优化系统和创新的技术手段。创新型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基本形态,当前是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数字化为手段,以全程化服务为核心,以集成融合为特色,以五大机制为保障,展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格局的体制机制。从基层管理工作来看,地方政府创新型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社区体制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背景、社会本位理念转变、政治行为主体、外部示范效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并在收益和制度黏性的作用下不断强化。但是在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否决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要抓住"历史否决点"时期,及时调整和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构建现代监狱安全治理新体系

当前我国监狱安全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比监狱发展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影响监狱安全内外因素比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安全治理的理念、思路、措施和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探索监狱安全管理的内在规律,创新体制机制是实现新时期监狱长效安全、本质安全、全面安全的重要保证。     

论行政体制与地方治理

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体制作为我国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对学界关于行政体制研究成果的梳理,从纵向和一级政府结构两个不同的层面,对行政体制作了较全面的阐释和解析,揭示行政体制对于地方治理的影响,并结合对当下我国行政体制状况的分析,提出完善行政体制、实现地方有效治理的改革设想。     

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公安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的公安体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逐渐显现出诸多弊端。公安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公安体制弊端,通过建立公安事权划分制度、改革公安业务指挥体制、创新公安机关机构设置、调整公安经费管理体制和公安人事管理体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制度,推进公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改革实践研究——兼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近年来,部分省市在创新社会管理领导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和实践,中央也进行了体制机制调整和创新,具体表现在社会管理机构设置、职责确定、人员配备、程序设计等方面。这些改革创新举措,具体的设计较为多样,统筹协调是重点和难点,作用发挥和发展前景有待进一步观察。在今后的实践中,可以考虑以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实现党的领导,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以社会和公众参与、自我管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从而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使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小区——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城中村业主自治管理模式见成效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概念。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我们党在治理理念上更加注重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化、重视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实现社会管理能力提高的价值导向。     

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确实发挥了重大功能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将疫情暴发之势控制住,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即我国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发挥了重大的功能和效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工作模式有四个突出特征,很值得深入思考、总结和发扬光大。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我国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探析——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

随着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各种跨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并开始突破原有行政管理体系中的组织边界,科层体制中分割、僵化、碎片化的管理愈发显得僵化和难以适应。整体性治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跨界性与政府管理"碎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有力地回应,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将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长宁区的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模式和实现路径,并对这一模式进行评价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