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及其限度

侦查行为在保证国家刑事目的实现的同时,也容易使公民权利受到伤害。要兴利除弊,就必须实现刑事侦查法治化。媒体监督则是保证侦查行为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有效力量。然而,新闻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其对刑事侦查权的运作有着天然的涉足和"侵犯"。因此,要保障媒体对侦查活动的健康监督,还必须设置必要的限度,规范媒体监督,排除媒体对侦查独立的非法干扰,以保障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     

媒体监督对刑事侦查的介入及其限度

媒体监督既是公众行使新闻自由权的具体体现,又是保证刑事侦查行为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有效力量。从最终目的来看,媒体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应当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然而,新闻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其对刑事侦查权的运作有着天然的涉足和"侵犯"。因此,要保障媒体对侦查活动的健康监督,还必须设置必要的限度,规范媒体监督,排除媒体对侦查独立的非法干扰,以保障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侦查的媒体监督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依法治国,加强制约监督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侦查程序中国家权力运用所具有的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决定了侦查是常态社会条件下最深刻地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运作程序,对于侦查权这种公权力的监督也就应运而生.媒体对侦查权的监督可以促进侦查活动的公开,可以弥补其他监督手段的不足,可以促进权利救济的实现,可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但媒体的不当报道,也可能影响侦查机关的正常破案活动,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发挥媒体对侦查监督的积极作用.     

秘密侦查立法规制新探

秘密侦查，是指以查证犯罪为目的，由国家法定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的，针对严重或采取常规侦查措施难以奏效的犯罪行为，而主动采取的在主观上有强烈的保密意愿，在客观上比较隐蔽，对国家司法、道德信用及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不同程度侵害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侦查行为和措施。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易造成侵权的刑事侦查措施，其合理使用必须以法律监督为前提。     

论网络舆论监督对侦查活动的影响

网络舆论监督近年来悄然兴起,其监督层面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方面。网络舆论监督在侦查活动中影响日渐增大,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监督力量,对于侦查活动公开化的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有助于提高侦查活动的程序正当性,防止和减少侦查活动中的失范行为;但由于网络舆论监督具有自发性,其尚缺乏合理有效的规范机制,如不进行合理引导,网络舆论监督的存在也有可能破坏侦查活动的独立性,成为一把双刃剑。     

刑事诉讼审前检察监督问题探析

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立案行为和侦查行为都关系到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等基本权利,建构合理的审前监督制度,对完善审前监督的立法体系,扩大审前监督的范围十分必要。同时检察机关也应提前介入侦查活动,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过程容易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基本权利,西方国家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侦查行为的制约与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使得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力度大打折扣。因此,基于规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必须重塑我国的侦查制约机制。     

侦查取证中的正义与非正义问题探析

正义对侦查取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义对侦查取证的要求就是取证要客观全面、程序合法、保证效率和保障人权,同时必要限制侦查权。侦查取证中非正义的表现就是不符合正义以侦查取证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封建执法观念的影响,侦查主体素质较低,侦查活动缺乏有效监督,立法上的缺陷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破坏法治环境,损害侦查机关威严,增大办案成本,降低办案效率。侦查取证中正义价值实现有赖于完善侦查取证的程序构造和转变执法观念、提高取证能力。     

试论公安机关侦查权内部监督的完善

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行使不仅关乎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而且也关乎当事人基本权益的保障。对于侦查权的监督就是在保障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制衡配置。我国虽然已经初步构建了包括人大、政协、信访、检察、媒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对侦查权的监督网络。但是,侦查环节地位十分显赫,法治理念相对淡薄,违法侦查行为依旧存在,监督体系也存在缺陷,所以有必要通过强化侦查人员的法治观念、完善侦查行为的法律规范、健全公安内部的监督机制、实施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等途径完善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内部监督。     

构建警察信用——对我国警察信用现状的评价与探讨

诚实信用是社会道德的基石.警察活动中可以有条件、有限制地使用带有利诱性要素的侦查谋略,但警察行为具有一种社会示范作用,若侦查谋略使用不当,可能损害公民权利,危害社会良好风俗,而且也会损害刑事司法效益甚至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因而,警察信用原则应该在警察活动中得到贯彻实施.     

建立违法侦查行为的调查机制

对于大量存在的比较隐蔽、性质难以确定的违法侦查行为,目前尚处于发现不了、无法核实、纠正不力的状态.主要表现在:对违法侦查行为监督的方式滞后、被动;对违法侦查行为无法及时启动调查;对违法侦查行为监督的效力不足.要防止乃至最终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必须从制度入手,建立一套以调查为核心内容的发现、核实、纠正违法侦查行为的工作机制.     

论预审的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的预审工作附着大量的侦查职能,造成了不必要的警力及财力的浪费,而预审权力由公安机关独立行使,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预审的监督、制约职能.因而,应实行侦审合一,预审不应当再承担侦查职能,预审权力也不应由公安机关行使,而应由一中立的,不承担追诉职能的司法机构行使预审权,对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司法审查与监督.     

浅议网格化侦查机制

在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突发性犯罪、预谋型犯罪增多,被动型侦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借鉴网络技术理论中网格的理念,将侦查的对象进行网格化的划分,并在网格的节点上合理布置警力,开展侦查工作,一方面可以提高侦查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主动出击,预防和打击突发性犯罪.推行网格化侦查机制,需要从其内部构成要素和外部环境方面整体把握,既要通过调整使其结构合理化,又要为其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其能与外部环境相协调,保证其效能的最大化.     

技术侦查立法化的利弊探析——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案件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方法或技术装备进行的秘密侦查行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人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也大量的运用现代科技逃避法律的制裁,在刑事侦查领域,有些案件运用传统的侦查措施已经无法达到破案的目的,往往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增加了一节“技术侦查”的内容.技术侦查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被确立,并立即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就侦查技术立法化的利弊予以分析探析,以求能进一步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与运用.     

也谈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 ,从合法性角度可将之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两种类型 ,在实践中正确区分这二者 ,应遵循目标明确性原则、犯罪倾向性原则、行为适度性原则。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存在违法性 ,历来为各国司法实践所警惕。而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大多数国家均持肯定态度 ,随着各种新型犯罪尤其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增加 ,其使用愈加频繁。但必须对其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以保证其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     

我国侦查事中监督的三重维度及改善路径

侦查权的合法、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监督体系。侦查的事中监督可以将侦查程序中出现的具体不当侦查行为遏止于萌芽,使其可能酿成的危害后果不至于在此后的诉讼阶段产生消极影响。我国侦查事中监督划分为司法监督、权利监督和预审监督三个维度,由于既存制度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现实因素的掣肘,侦查事中监督尚难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而陆续曝光的冤假错案和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呼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侦查监督体系。     

由一起案件引发的思考──再论侦查监督

侦查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组成部分，在内容上，它包括对侦查机关在法律实行方面的监督和对其违法行为方面的监督。对侦查机关违法行为的监督是当前检察监督的弱点。要完善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具体监督程序同时，也要深化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改革，设置专门侦查监督机构。     

侦查监督之程序性制裁可行性探析

检察权理论强调扩权与限权并重,扩权即扩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尤指扩大、强化侦查监督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侦查监督的效果差强人意,这有来自各方面的原因,如监督范围不周延、监督内容片面,多为事后监督、实体性监督等.《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之一,而非法证据排除是程序性制裁的典型代表,这给了我们一个新思路,即从程序性制裁的视角来强化侦查监督,通过宣告侦查机关违法侦查行为的无效来震慑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     

法律监督视野下检察侦查制度优化

我国“侦查-公诉-狭义法律监督”检察权架构,对应形成了“职能保障型-公益保护型-权力制约型”法律监督体系。在法律监督体系中,检察侦查作为保障性职能促进检察机关保护公益、规制公权;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其作为制约性职能促进公职人员监督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监督闭环。从高质效法律监督履职和增强依法反腐合力的目标导向出发,当前检察侦查制度尚有完善空间。应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整体框架下,按照功能主义国家权力配置要求,通过机构和职能整合促进检察侦查的功能发挥和效能提升,同时遵循“分工、配合、制约”宪法原则。循此逻辑,在权能配置上,促进权能内容体系化,启动条件和范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完善侦查权限措施,对接调查核实权;在体制机制上,设立独立于批捕、公诉部门的专门侦查机构,保留公诉部门自行补侦权,理顺“检察一体”与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关系;同时从程序性控制和多元监督等方面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据此系统推进检察侦查制度优化完善。     

关于域外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规范的考察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隐匿身份侦查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已经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隐匿身份侦查实践所证明。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是隐匿身份侦查行为罪与非罪的分水岭。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实体法依据包括阻却形式违法的法定事由和阻却实质违法的超法规事由。前者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照法令行为、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行为和正当业务行为。后者包括被害人承诺行为、义务冲突行为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容许的危险。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程序法依据包括辩诉交易、不起诉和诉讼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