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统筹我国气候变化战略和外交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职能统筹,协调相关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早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利用发达国家的危机,灵活应对,争取气候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努力;充分认识和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要缔约方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协同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文通过学习解读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及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了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总结了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能源结构调整、温室气体管控、全国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南非应对气候变化与德班峰会

近年来，南非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个新兴经济体。201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南非德班市举行。作为此次气候峰会的东道国，南非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后哥本哈根时代我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新形势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联合国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分别以《公约》及《议定书》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形式通过会议成果文件,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应把握机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全球治理新试验？议题互嵌、机制关联和公民社会兴起——以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为例

全球化的深入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回应性和有效性。当前,问题领域之间分野日益模糊,不同问题结构之间的交叠区域日益扩大,议题联系方式千丝万缕;其次,作为全球问题应对手段的国际机制和治理框架调整滞后;第三,在国际结构“解构”下,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登上国际舞台,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本文以贸易议题和气候议题的“互嵌”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两个议题面临的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及行为体互动的图景,以期描画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新方向。本文最后将针对这种趋势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方式提出建言。     

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非洲国家在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后者可分为"专门政策型"和"相关政策型"两种类型。但是,目前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性国家政策的非洲国家较少,多数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发布较为宽泛的纲领性、宣示性政策文件,辅之以在其他相关国家政策中体现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立法及政策上较为落后,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存在的利益博弈和"气候陷阱"问题。     

《气候变化法》与英国能源气候政策演变

哥本哈根会议表明,国际气候政治斗争最终落脚于国际政治经济新制度的建构,这启示我们深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气候制度的安排。英国是世界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和先行者,2009又实施了《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第一个以立法手段单方面为国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设下限额的国家。本文立足该法,从整体上研究了英国能源气候政策的演变轨迹,对于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和做法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借鉴其有利于我国实施科学发展的部分,可以为我国实施能源气候战略决策,走低碳发展道路提供参考。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

气候援助是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资金、技术等援助措施。气候援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备相对突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实施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气候援助。通过这一实践,中国确立了相对完整的气候援助理念,即坚持气候援助与总体对外援助的统一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导向,倡导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存并进",确保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通过这一实践,中国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气候外交体系,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和内涵,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更好地履行中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促进中国气候援助的更大发展,中国应基于既有实践,建立气候援助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深化南南合作型气候外交的模式和途径,持续推进气候治理技术革新,采取多种方式打造气候援助的话语权。     

专题研究: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

<正>编者按2015年堪称"气候变化年",因为2015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法国巴黎举行。大会将就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机制进行最后谈判。由于此次大会事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和前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相比,当前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不仅表现在从环境、经济和伦理上理解气候变化问题,而且不断从更广泛视角即安全视角审视气候变化问题。2011年,联合国安     

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影响及后续作为

IPCC是国际社会参与气候变化评估的重要平台,其历次评估报告都直接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进展,也推动了气候公约的签署和通过以及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完善与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了IPCC的历次评估,参与的专家数量不断上升,参与的人员结构日趋优化。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优势亦不明显。通过长期积极参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影响不容小觑,在促进报告遵循多样化原则,推动报告评估范围的拓展和深化,促进报告内容的客观化和合理化方面意义巨大。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科研阵地,IPCC仍将是各国科研和政治较量的重要场所,为此,中国必须努力做到积极参与、扩充文献、提升能力、掌控流程,从科学领域掌握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权。     

从新冠疫情下国际合作看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正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途径,有效的全球治理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承担起牵头与协调的责任,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国家间的充分协商和积极务实的合作,要求相关国家在合作中抵制国内政治的干扰。依据上述标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     

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能源安全利益驱动——兼析欧盟气候单边主义倾向

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此为转折,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转向地缘政治大国(或集团)的博弈。①此后,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继续保持激进的姿态。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之前,欧盟提出了在2020年前其温室气体排放较1990年减少20%的目标。同时,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协商民主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的主要作用可以总结为对"绿色公共领域"的激活。作为一种公众参与方式,协商民主有利于为普通公众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营造参与平台;作为一种民意收集和聚合的方法,协商民意测验方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应用有利于克服传统民意测量方法中民众消极被动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学习模式,公共协商讨论平台(小组)可以成为气候变化话语和知识的一种互动式传播方式,破除气候变化科学专业知识的壁垒。因此,协商民主可以为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范式选择。     

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在2007年逐渐加热，成为许多重要国际多边会议上讨论的热点议题。如在世界经济论坛、欧盟苜脑会议、八目集团峰会、亚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尤其是2007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与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明显分歧，更是将气候变化议题推到国际政治的主要议程。2008年1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在为期5天的会议上，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与会者再次呼吁各国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小国的规范倡导: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丹麦在外交上积极地采取基于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通过主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积极协调全球气候多边治理,而且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政策倡导,表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此外,还通过策略性联盟与互动,建构包括全球绿色增长峰会在内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绿色外交实践体现了小国对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也是其国内政府主体、市场力量与国际合作伙伴良性联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丹麦在近代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协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基于协商、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为其在绿色转型领域的规范性权力聚积提供了制度和规范基础。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表明,在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及无政府状态下,小国是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规范性的倡导行动。     

中欧多层气候合作探析

英国脱欧及更为宏大的逆全球化浪潮表明,再国家化正获得新的动力,欧盟研究似应更加关注其成员国甚至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在欧盟多层治理体系中,成员国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欧盟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地方政府的直接联系又使得后者在欧盟治理中的作用提升。对中欧合作而言,欧盟多层治理体系可能导致双方在治理目标、治理能力及治理机制上的严重非对称性,进而为合作设置诸多无形障碍。这在中欧气候合作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并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集中爆发出来。为应对欧盟多层结构与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双方气候合作中造成的问题,应该探索一种以多层对多层的中欧气候合作关系。中国与欧盟目前在气候合作领域已初步具备多层次合作框架,这些合作分别在中国与欧盟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和社会主体三个层面展开。展望未来,中欧双方应推动具有相似特征的城市建立中欧城市气候伙伴关系,维持长期稳定合作,破解彼此间气候合作的非对称性难题。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的气候政治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后,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后续动向及其国际影响一直备受关注。从目前看,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其反气候治理的政策在联邦层面将面临更多阻碍。民主党重获众议院控制权势必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发起反击。同时,美国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出现了更多的积极变化。此外,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发布,以及美国国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进一步证实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认知。以上情况的出现可能成为美国政界及民众重新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与进行利益计算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气候变暖

现在大多数科学家承认近百年全球气候确实是变暖了,中国的观测证据也表明近百年中国气候变暖的事实。中国气候变暖与全球气候变暖基本同步,中国是世界上变暖较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但有其自己的特点。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温室气体将继续增加,与全球一样,中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仍是变暖,而且变暖速率将继续增加,但不排除在某一个月或季在某一个地区出现明显的低温,但后者主要与自然气候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