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探析

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实施等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其实施效果.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价值的不和谐,即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和谐,即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个环节的断裂;公共政策理性的不和谐,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理性之间的对立;公共政策信息的不和谐,即公共政策信息的政府垄断、单向传播及流通不畅.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具体表现为政策理想与具体骤间的冲突、现代理念与传统办法的冲突和“公仆的责任”与执行者利益的冲突。而要减少这类冲突 ,将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关键在于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     

对现代理性批判的再批判

现代理性批判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法存在诸多问题。理性的本质是"有我之思",理性对世界的认知内容可以分裂,但理性自身不能分裂,也从未分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属性,价值理性支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二者本质同一。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不是理性的分裂,而是资本的统治,解决之道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的统治。     

后行为主义政治哲学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及其现代意义

价值理性对于人类政治来说是灵魂和标志,后行为主义正是因为恢复了价值理性的地位才使得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行为主义不致彻底死亡。但是行为主义的价值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辅助的,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重要的意义。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有限理性利益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

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是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以有限理性利益人作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这既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也符合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人的特殊本性,更重要的是它为科学地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依据。公共政策行为实质是一种选择行为,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价值偏好多元性、智能活动有限性和追求满意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逻辑起点、内在结构和研究路径,从而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整体面貌。     

我国农民工工会的合法性研究

运用合法性理论探讨农民工工会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合法性的农民工工会才能有效运行.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合法性的基础,由于我国农民工工会的建立主要采用策略途径与文化途径两种模式,使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疏而无法有效运行.所以农民工工会必须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的中国民主建设

民主政治的内涵体现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不同诉求;民治和民本的分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迫切任务。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本文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阐析了两种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运用.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二者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中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不A不B、亦A亦B、A中有B,等等.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共利益的界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透视

对公共利益的科学界定一直是一个让理论界与实务界深感困惑的问题.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种关涉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是界定主体在一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作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人道理性统一体的实践理性,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的选择.     

论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工具理性思维——兼谈价值理性思维对发展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工具理性思维对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本文试图揭示这种工具理性思维背后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指出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具有正面与负面的作用,并提出要关注价值理性的作用,尤其要把握价值理性思维在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运用。     

公益慈善传播工具创新中的理性冲突与弥合

公益慈善传播工具创新效应明显,对普及公益慈善知识、扩大公益慈善影响以及弘扬公益慈善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当前公益慈善传播中的一些事件凸显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缺陷,也反映出传播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存在鸿沟,导致传播工具创新并不能有效服务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因此,应当通过构筑现代公益慈善价值认同的共识桥梁和基石、营造面向社会团结的公益慈善理性传播共同体、完善公益慈善理性传播的制度规范、构建促进公益慈善理性传播的全域监督机制,完善公益慈善传播中工具和价值融合机制以修补理性缺陷,形成公益慈善理性传播的健康生态。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启示

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导致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压灭价值理性使社会交往陷入困境。哈贝马斯立足于交互主体的基础,构建具有语言性、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对于我们摆脱现实交往困境,化解人与人的冲突,抵制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在当代社会多元分化态势中达成价值共识,实现社会和谐,富有启示意义。     

后现代语境下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价值选择

后现代语境下的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着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取舍的难题。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特征出发，、剖析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之间、建设性后现代现代主义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并由此深入探寻在后现代语境下建设思想道德的新途径。     

论民主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从多元主义民主的视角

民主是政治发展中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也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公共政策是政治实体为了实现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从政治制度上作出的理性安排。民主与公共政策息息相关,多元主义民主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公共政策树立价值导向、提供制度保障、确立程序规范,以更好地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反映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真正做到“为民服务”。     

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原因的探讨

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的现象日趋严峻,笔者认为这是当今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衰微的表现。推崇工具理性的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了超过过去一切时代的生产力,然而人类并没有得到幸福和快乐,反而价值理性不断萎缩,陷入了自我实现与物化两难的困境。中国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只能从西方借鉴,这使得西方价值理性的衰微问题开始在中国呈现,大学生们陷入了生命的困顿与迷惘,实现价值理性回归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