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     

论法治之法律至上

近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律具有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威，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至上的统治地位。法律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力制约性、价值崇高性和强制性等特性，它应当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服从，具有至上的权威。法治的实质是使国家权力法律化，政府只能有宪法规定的权力，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人治的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高于法律权威，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     

普京统治的合法性探析

在统治合法性理论中韦伯的三种权威理论影响深远,普京属于魅力型的权威类型,这和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转型期的现实因素密切相关,普京的个人魅力和卓越政绩塑造了他的权威,为他赢得了统治合法性。但是在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共识的现代社会,魅力型权威尤其不稳定,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他的统治合法性面临挑战,因此未来俄罗斯的政治走向有了不同的趋势。     

普京统治的合法性探析

在统治合法性理论中韦伯的三种权威理论影响深远,普京属于魅力型的权威类型,这和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转型期的现实因素密切相关,普京的个人魅力和卓越政绩塑造了他的权威,为他赢得了统治合法性。但是在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共识的现代社会,魅力型权威尤其不稳定,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他的统治合法性面临挑战,因此未来俄罗斯的政治走向有了不同的趋势。     

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对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的自觉认同.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力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主要关心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范围内以价值观念或建立在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规范所认可的方式进行有效运行;第二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     

欧洲现代主权国家的历史建构

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区别,不仅是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渊源由君权神授和家族世袭转向主权在民,更重要的是此过程中普通民众观念的变化。传统的国家权威向现代的国家权威转变过程中,欧洲成功塑造的以主权在民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文化。由被动接受统治的臣民到主动要求权利的公民,这种政治文化的形成是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     

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兼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宪政制约: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制度基础

一、宪政制约对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义合法性在英文中称为legitimacy,意思是指合乎法律的(lawful)或法治的(legal).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换言之,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在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时是时何以得到社会和民众认可的问题.合法性是在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政治权力主体为强化自身的政治统     

法治政治与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中国如何转向以法治为保障,以自由、公平、有序、非对抗性竞争为内涵的现代民主国家,既是对执政党的考验,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考验。而这一转型的成败,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忠诚并信仰宪法,自觉推进法治政治,通过限制自己的权力来重铸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重建自己的政治权威。法治政治,归根到底是要求权力服从法律,共产党依法执政。     

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其本质是国家主权性与国家合法性的二维建设。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之中,不仅存在着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而且还存在着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落后于城市发展,国家政权认同在乡村社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合法性,是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中之重。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能动司法的路径选择

为回应社会形势需要，由最高司法机关主导的能动司法正在全面推进。由于中国相对缺乏西方国家所具备的司法环境，能动司法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针对可能存在的权力滥用、司法权威受损等问题，对能动司法进行程序规制，保持适度能动并与司法职业化相结合是可行的路径选择，这有利于促进能动司法的规范化，保障司法的权威，推动法治的进程。     

合法性的意义、内涵及提高

合法性增强了民众服从权力的道德基础,带来了秩序、效率和稳定性的好处。合法性意味着:权力应符合确立的规则;已经确立的规则能被共同信仰证明是正当的;民众中的大多数成员对具体的权力关系明确表示同意。政府应有合法性意识,不断地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     

司法改革中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法治理想——以法治的社会基础为视角

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立法层面得到了细化,体现了司法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但理论上对该制度仍存在着误读,其根源在于:一是没有将该制度放在我国法治的社会基础上进行考量,过分强调了民事审判制度的独立性;二是忽略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纠纷解决价值;三是将法官的权威与司法权威画等号。为了实现法治理想,应当在中国社会的法治基础这个视角下来审视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发展及完善。     

我国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之分析

地方政府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众有着直接、广泛、密切的联系，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视地方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治理地方事务，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真正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我国的地方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分析我国早期地方政府体制的确立、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及其来源演变、以及我国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来源来揭示。     

论海权对于我国的重要意义——基于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的视角

所谓海权,分别有海洋权力、海洋权益和海军力量的涵义。海权对于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家安全方面看,海权对于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权稳固方面看,海权对于我国人心向背、人员就业与社会稳定和我国与海上邻国的海上争端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对我国的政权稳固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宪政思想解读

邓小平的宪政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涉及了强调依宪办事,维护宪法权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制约权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以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方面的内涵。它明确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模式,阐明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指明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道路和方向。     

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罪浅析

滥用职权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严重违法现象。滥用职权行为超越刑法界限必然导致构成滥用职权罪,而行政执法领域又是行政滥用职权的多发领域。正确分析及认识其滥用职权罪的原因,并找出相应对策,对推进我国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