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中的宽严相济

我国刑法的金融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缺陷,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遏制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需要,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金融犯罪刑罚结构重新设计:一方面应当严密金融犯罪的刑事法网,严格金融犯罪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基于对刑罚权可能被滥用的警惕,设计相应的刑罚排除机制,进行适度的限制与节制,以实现刑罚的宽缓。     

论贝卡利亚刑法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贝卡利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相称、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成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他所主张的客观主义的犯罪论、双重预防的刑罚目的观及实现刑罚有效的刑罚及时性、公开性、确定性原则 ,尤其是他所倡导的死刑废除论对后世刑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

环境刑法的创设起步于本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的环境刑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且各具特色.我国环境刑法的制定相对较晚,截止刑法典修订以前,并无实质意义上的环境刑法编纂.对环境犯罪行为主要依赖单行刑法和环境行政法中的附属刑事条款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呈零散支离状态.修订后的刑法典架构了环境刑法的雏形,将14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植入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些作为环境刑事制裁集中表现形式的刑罚内容不仅圃于传统刑法理念的僵化模式,而且是单行刑法和附属刑事条款规定的汇总,缺乏一种突破性的理念追求,传统思维定式的固有缺陷没有得到订正.在刑法中中加大对环境犯罪的刑罚比重和惩治力度是现代社会演进的必然需求,也是保护人类环境必然产物.而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的犯罪较传统犯罪类型大相径庭,因此,环境刑法研究的视点带给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辩方式,正是这种理性思辩使传统刑法理论受到多方位的冲击.本文就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缺陷以及环境刑法的保护客体三个方面析解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这些命题的未来定位与走势关乎环境刑法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传统刑法理论的拓展与鼎新.     

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的实践考察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主导趋势,并且正在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潮流.虽然主观主义刑法在犯罪论领域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仍有一定的表现,期待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严格责任罪的确立、亲亲相隐行为免责化、被迫行为免责化等就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的反映....     

单位（法人）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单位（法人）犯罪的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理论解释问题即如何将产生于英美法系刑法实践的问题与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相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将单位（法人）犯罪问题与大陆法系刑法中以自然人犯罪为前提的刑法理论相协调的问题。其二，实践问题或者价值判断问题，即是否有必要通过刑罚来处罚单位（法人）犯罪以及刑事处罚的效果问题。     

刑事被害人赔偿之价值分析——《刑法》第三十六条的展开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 ,但在刑事实体法上 ,甚至刑法理论上被害人都不能与犯罪行为人相提并论 ,原因在于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诉权的独占。提高被害人的实体地位不能仅局限于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而获得民事意义上的赔偿 ,本文认为 ,应将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害及精神损害赔偿均纳入刑罚体系予以考虑 ,并对传统的犯罪观提出了质疑。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对犯罪反应的合理组织——兼谈死刑的刑法价值

犯罪是任何社会所都不能容忍的丑恶现象.对于犯罪,不同社会给予的反应方式也不尽相同.如何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体现公正、正义与效益,即合理的反应方式,在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中,无论对于犯罪人的回归,还是构建理性化的刑事思想体系,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死刑作为目前最严厉的刑罚,其对于犯罪的反应尤为敏感.因此,对于死刑的刑法价值的研究也是本文研究的侧重点之一.     

刑法观、犯罪观对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影响 ——兼论犯罪心理学与刑事科学体系的一致性

犯罪心理学是以犯罪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性学科,它不仅受到心理学和犯罪学基本观点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有关犯罪的规范--刑法学的影响.不同的刑法观和犯罪观使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学科性质、方法论及原因理论因学者、学科而异,导致理论与实践出现一定的脱节.通过对刑法观、犯罪观对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影响进行梳理,使我们厘清了学科之间概念冲突、理念差距、措施疏漏和结果矛盾的根源,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刑事一体化"的构想,整合刑法的本体学科与经验学科,最终形成科学、合理、系统的刑事科学体系.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被期待说是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当在公平正义、损害和补偿均衡、赔偿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在借鉴各国立法的基础上,构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赔偿型”刑事司法的反思

在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中,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物质赔偿是否到位、是否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成为影响案件处理结论的重要因素,这种“赔偿型”刑事司法有其现实的背景和需求。然而,其可能引起的对国家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松动及刑罚轻缓化泛化等的趋向不能不令人担忧。因此,对积极推进中的“赔偿型”刑事司法进行冷思考,寻求对相关问题的理性解决办法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思考

鉴于我国现行的政治、司法体制和目前刑事赔偿程序复议制存在的痼疾 ,我国刑事赔偿程序应改为诉讼模式。取消目前的刑事赔偿确认程序 ,由赔偿义务机关对刑事赔偿争议先行处理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决定不服 ,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它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国家补偿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无论是从其理论基础还是从我国的现状来看,通过立法建立一部科学而合理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思考

为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国家应当尽早地制定保护被害人利益的法律制度,并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立法时将该制度的性质定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该制度应是对被害人的"最后"救助方法;明确救助的范围和不予救助的情况;立法时考虑与其他制度的竞合关系;培育民间援助组织。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借鉴各地试点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设置了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特别程序。但该程序使用范围过窄以及无法与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程序相衔接等缺陷而导致被架空。因此有必要从广义上去解释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把公诉案件和解、自诉案件和解与调解、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都纳入到刑事和解之中,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框架之下,重构刑事和解制度,使刑事和解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协调衔接,有效融合,消除法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增加刑事和解的可适用性以指导司法实践。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路径选择

程序正义之下,减轻被害人的痛苦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公共福利的要求,也是正义的应有之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国家补偿制度设置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司法探索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建议我国在强化对犯罪追诉的同时,需要通过专项立法的形式构建对刑事被害人的长效专项补偿机制。     

腐败犯罪刑事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确立腐败行为刑事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刑事法律本应具有这方面的内容 ,却因相关司法解释的限制性规定使之成为法律的“白条”。因此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确立腐败犯罪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当被害人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 ,从犯罪分子那里得不到赔偿或充分的赔偿时 ,国家应当给被害人以补偿 ,帮助被害人摆脱困境。本文对国家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并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构想。     

试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目前,很多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而我国尽管超常规地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因而,除极少数被害人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损害赔偿外,绝大多数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因此,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以立法的方式对被害人补偿作出明确规定,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被害人的生活困境,而且还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的报应情感,从而维持、确保国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治秩序的信赖,并对预防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