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当代的价值

当今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在研究完善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同时,不禁会想到借鉴传统的中国法治文化.而对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法治思想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作为古代法治思想的代表,法家的“法治”思想毫无疑问的成为此次研究的重点.本文将系统地概括出法治及法家的“法治”思想的涵义,阐述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评价,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价值.     

对我国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法社会学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和保障，而且也要求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机制对社会加以控制。“法治”与“德治”并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选择这一“模式”，既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法律侧重于外在控制，道德侧重于内在控制，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统一，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向前发展。关于“法治”与“德治”之相互关系，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从法社会学理论层而对“法治”与“德治”及其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实践及在实际操作中的设想作了多方面的论证     

法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历程

1979年，以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启发下，中国法学界冲破了极左思想设置多年的禁区，首先提出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主张。在这以后20年间，中国法学界出于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探索、研究和宣传法治理论，掀起了三次法治讨论高潮，推动和促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形成和确立，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一种理念和精神。     

＂消极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从法律角度解读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命运兴衰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分析我国民生问题现状入手,以法律的视角对如何解读和看待民生问题,实现法治建设与关注民生理念的融合,提出了相关见解.     

论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本文提出了“消极法治”与“积极法治”这一对概念 ,通过对西方国家法治历史发展的分析 ,指出其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法治到积极法治的过程 ,并考察了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法治对宪政建设的作用 ,认为从法治进化的角度出发 ,实现两种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是当今法治发展可以选择的基本模式 ,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们应在肯定积极法治的同时 ,充分吸收消极法治的合理因素 ,通过两种法治的互动 ,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国梦 法治梦——考研学子追梦心之力

法治事业的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当代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宠儿,是法治事业建设的有力参与者,更是我国在从“法律体系建设”向“法治建设”转变过程中,全面落实法治的践行者.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治向度

就法学视角而言,民生问题是一个法治问题。民生对法治存在着依赖关系,法治通过保障民权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驾护航。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保障公民的就业权、教育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安全权等是法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与核心。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夯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治根基,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工程,它要求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体系以及切实施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试论建设以民生为本的法治型政府——以吉林省为例

用法治手段解决民生问题落实到政府这一层面，就是要建设法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应当以民生问题作为自身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衡量标准，通过保障与改善民生来服务于公众，促进公众与自身的合作；其价值理念包括民本理念、服务理念、沟通理念、正义理念和依法行政理念；在行政立法和执法、行政公开与监督、行政审批等方面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主持人语

打造中国法学和法治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要求法学界必须紧密关注民生。在法治的逻辑下,民生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通过法治改善民生、促进文明,已成为法治建设的必然逻辑和目标导向。本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一重大抉择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年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提出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在党法关系这一事关依法治国全局的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     

浅谈中国法治建设的前景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如何更加有力地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以这样的方式和理论帮助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改善与增强。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性知识”维度——以“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重庆建设为例

“法治中国”命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理论命题,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最新的问题域之一。法治重庆建设必须接受“法治中国”语境的“规训”,并贡献出重庆关于“法治”的“地方性知识”。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国家主导型区域法治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新的“理论试验田”。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法治论丛中的一朵奇葩--《法治论》评介

于向阳等同志所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治论》一书，作为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系列论著之一，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法治”这一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与研究。它犹如法治论丛中的一朵奇葩，必将在法学界、法律界乃至全社会产生极大的反响。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

过度介入法治实践既耗散了行政法学的有生力量,也影响了行政法学的思维方式.在行政法治建设提档升级的时代,应当警惕“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庸俗化理解.行政法学须将《纲要》对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憧憬转化为相应层次的学术命题,并在行政法制度、行政法学基本范畴、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模式上实现研究的创新.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论争中的重要学说,“政府法治论”对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曾经发挥了应有的引领作用.在法治政府即将基本建成的前夜,政府法治论当在核心内涵和实证基础上继续深挖,进而与时俱进地生长为当代中国具有学术和社会双重影响力的行政法学思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试论建设以民生为本的法治型政府——以吉林省约例

用法治手段解决民生问题落实到政府这一层面,就是要建设法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应当以民生问题作为自身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衡量标准,通过保障与改善民生来服务于公众,促进公众与自身的合作;其价值理念包括民本理念、服务理念、沟通理念、正义理念和依法行政理念:在行政立法和执法、行政公开与监督、行政审批等方面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