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现状分析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政府管理功能的重要因素。拟从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现状，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思考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

为了应对西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政策取向上选择了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功能取向和以强制性和混合型为主的工具取向。这对于弱化金融危机的影响,使经济尽快复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社会公平问题更加突出,政府的社会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程度不同的扭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会涉及到诸多的行为转换,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尤为重要。政府政策必须实现以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向以公平为主的价值取向转换,实现以经济功能取向为主向以社会功能取向为主的转换,实现以强制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取向为主向以自愿性政策工具取向为主转换,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要从根本上实现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必须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     

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我国社会治理工具发展的基本取向

人类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工具,按照政府干预程度可以划分为四大系列:自愿性工具、调适性工具、引导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人们选择社会治理工具的深层逻辑,在于社会治理模式影响和决定社会治理工具,即政府管制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以选择引导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为主,公民自治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以选择自愿性、调适性工具为主,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治理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需要在政府管制工具和公民自愿工具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也是一种混合治理模式。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社会矛盾凸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很大等因素的制约,恐怕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仍然要扮演主要角色,而非政府组织则只能居于配属地位,在现实社会治理中我们只能选择政府主导下的公民参与模式。面向未来,中国社会治理一定要向公民自治方向发展,这必然使我国的社会治理工具面临创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社会治理工具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工具的承担主体。     

论政策工具与公共行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迅速成为政策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迈克尔·霍莱特和拉梅什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大小,将其分为自主性、强制性和混合性工具三大类.政策工具的合目的性、权变性是其在公共行政中的政治特性的具体体现,工具理性研究只有与价值理性研究相结合才可能使公共行政的研究有所创新和发展.     

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制度创新

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来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实质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创新方式在我国现阶段公共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创新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进入障碍,应以地方政府为中介组织采用中介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方式,并通过行政社会化过程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制度的渐进发展,最终接近并达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目标.     

公共应急管理中的市场机制:功能、边界和运行

市场机制在公共应急管理中的优势在于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储备部分应急资源,通过降低价格促进公共应急产品和服务的普及化,合理引导公共应急资源的分配和流转。除了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基本产品和服务外,其他公共应急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来满足。市场机制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运行可以分为能力储备、能力激发和能力输出三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公共应急市场还很不成熟,其形成和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长期培育,重点是通过立法确立强制性的标准以适当刺激社会需求。     

论制度创新中电子政务发展的强制性逻辑与诱致性逻辑

制度创新促进电子政务发展具有两种选择:强制性逻辑和诱致性逻辑.发挥强制性逻辑作用意味着权力资源向电子政务领域集中式介入.利用制度的刚性功能,形成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电子政务硬性发展的制度范式,将产生排斥效应,可以缓解或消除电子政务发展的被动局面.施展诱致性逻辑功能预示着政府权力资源向电子政务领域的分散式介入.利用制度的弹性功能,形成以地方政府为核心的电子政务柔性发展的制度范式,将产生自发效应,从而调动地方政府自觉地推行电子政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我国国情出发,制度创新促进电子政务发展应采用二元模式:对于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区域,应建立以诱致性逻辑为主、强制性逻辑为辅的制度创新模式来加快其电子政务发展进程;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的区域,应建立以强制性逻辑为主、诱致性逻辑为辅的制度创新模式来提高其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关于公共政策的公共伦理维度的思考

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能力的高低,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以各种价值的选择作为基础的,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注重技术、效率的同时,还要面临种种公共价值选择中的伦理关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应遵循的公共伦理原则有:公共利益原则;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     

政府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综述

城市基层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最直接的场所,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也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事务增多,社会风险高发,城市基层也成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堆积的主要场所。显然,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这些特殊要求。本文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城市社区作为切入点,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对政府基层治理的相关内容作一综述,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为分析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我们从我国社会现实实际出发,增加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具体来说,政府要树立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完善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素质和能力.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近几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提升社会整体的危机管理能力,是当前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急需调动整合广泛的社会资源,要求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基于协同治理的角度,阐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容框架,即内涵、价值导向和治理结构,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统治、管理、治理--政府工具的新治理范式变迁

政府工具理论试图在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创公共管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治理范式,新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政府工具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奠基在市场经济模式上,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社会主体通过工具的选择和应用来构成有效社会管理新模式.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根据风险的多维度治理思路,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必须从多角度、多方向来考虑,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建立信息资源库,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论网络民意对政府管理的影响和挑战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上网人数的不断增加,网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日趋高涨,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逐步提高,网络民意成为我国公共领域的重要力量,不仅影响着社会个体的公共境遇,而且对政府管理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影响,冲击着政府的管制理念、“为民做主”理念、“官本位”理念、“围墙政治”理念；直面政府管理行为失当、政府官员行为失检、政府职能履行不力等管理弊病；检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理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以及主流舆论的导向性；考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民意吸纳能力等社会治理能力.     

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

从价值与理念:坚持公共性取向和善治城市理念;过程与流程:完善制度生产过程并优化供给流程;框架与规则: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方法与工具:运用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提升制度供给能力等四个方面探析提升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能力的路径,从而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特大城市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政府回应视域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回应性是现代政府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现状不稳与失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是政府回应性的具体体现和突破社会管理困境的有益选择。实现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在于实现社会与政府的双重建构,政府重构的重心在于提升政府的回应性,社会重构的关键在于增强自身自治能力。     

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思考

政府能力高低是评价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在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时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体现了时代要求,是地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增强地方政府回应能力和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途径,是地方政府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当前,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需要从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与职能、推进管理方式创新、加强与社会的协作机制建设、建立公共服务能力考评体系等方面入手.     

政府间接管理方式下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研究

在我国,政府间接管理既是新时代政府职能的一种行使方式,也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放管服行政改革的全新尝试。政府间接管理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将原有政府承担的一些职能委托给企业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面向企业和社会组织,再由企业和社会组织面向公共事务、服务事项和消费者的一种政府职能行使方式,是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政府治理工具推进行政改革的结果。公共服务满意度是这种政府职能行使方式社会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评价,反映了公众期望值的实现程度。可以说,强化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然而,在现实中,如何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解决路径在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间接管理方式下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设计;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框架下处理好两种委托代理关系;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公共服务外包和监督方式。     

事业单位的基本社会功能

作为实现和完成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工具,肩负着实施法律、贯彻政府政策的使命我国的事业单位,广泛地分布在文教科卫、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作为向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位,是实现和完成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工具,肩负着实施法律、贯彻政府政策的使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事业单位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