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根源与动力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从根本上消除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隐患,因此弄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根源与动力,目的在于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制度化建设并引导农民进行适度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为促进社会和谐、加速乡村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国农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基于村民自治背景

当代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有了制度化的平台。村民自治也为各种乡村力量利益间的博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合法性入口。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剧,尤其是农民利益的调整,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凸显出来,农民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分析制约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因素,研究完善村民自治进程中农民政治参与有序化发展的对策,从而探寻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以不断完善村民自治,推进农村民主进程。     

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及其实现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是我国农民工应享有的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的政治权利。本文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出发，深刻剖析了现有体制下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其原因，指出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并从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入手，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当前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为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渠道。但是,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我国“三农”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实施都迫切需求中国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政治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村居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活动,以试图影响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或者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它具有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内生动力和稳定政治环境的作用,本身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阶段,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已存在一些渠道,但也面临参与层次低,参与内容单一,参与制度化程度低等问题,农民自身也缺乏政治参与所必备的公民文化。为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农民政治参与,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和信访制度,引导农民利用网络参与等措施,建构乡村现代政治文化等,不断扩大农民政治参与。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检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文章考察与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的三维空间,这有利于科学认识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检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文章考察与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的三维空间,这有利于科学认识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就为发挥协商民主在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现实路径。具体体现在:一是坚持协商民主的人民性有利于正确把握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实质;二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有利于改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三是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陷阱及其应对——兼论网络反腐走向

包括网络反腐在内，网络政治参与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非制度化是现阶段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最大陷阱，一旦应对不力将给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带来消极影响。民众相对较低的政治参与能力、数字鸿沟造成的网民结构失衡、参与过程中的群体极化倾向，是制约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的三方面主要因素。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应注重增加网络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创新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