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对第三人效力探微

传统立宪主义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宪法对第三人没有效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部门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已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公民权利,势必引起权利救济体制的重新整合。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理论旨在用宪法解决公权力以外的私人主体之间的纠纷,激活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巨大作用,改变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仅仅是政治宣言和文件的现状建立起更加合理而全面的权利救济体制。     

对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

近年来,宪法对第三人效力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然而对这一理论的基础尚需深入了解。从对宪法性质、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的基础进行分析,即是坚持宪法的公法性质以及发展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属性,分析这一理论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性。我国需要的不是发展对第三人效力,而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完善民事立法。     

论中国社会权司法保障的路径及其限度

确定社会权的司法保障路径及其限度必须以社会权的基本效力为基础。在中国，通过司法保障社会权应当坚持以法律诉讼为原则，宪法诉讼为例外。同时，就保障程度而言，其只有在国家尊重和保护义务层面才具有完全的可诉性，而在国家给付义务层面其仅仅具有“最低限度”的可诉性。     

论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违宪审查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法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赋予法院违宪(合宪)审查权和宪法的具体司法适用权,建立以违宪(合宪)审查和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审判制度,使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得到认真贯彻实施。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新论

深入地分析了马歇尔在马伯里案中的推理和论证，检讨了现有评价该案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新的观点：马歇尔在该案中虽有其政治目的，但并未以政治目的曲解法律；马伯里案不是创立司法审查的第一案，但该案对美国司法审查确有重要意义。马歇尔通过该案推动了美国宪法的法律化并且奠定了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马歇尔的功绩不在于第一次宣布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而在于将类似制定法解释的工具和方法运用到新颖的联邦宪法的解释中去，这使得司法审查成为法院的日常工作。马歇尔在该案中所采用的司法方法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并由此强化了美国宪法在美国宪政中的作用。     

析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宪法适用中的地位

建立保险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首先应确立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效力，即宪法权利的司法化。而普通司法机关“违宪审查”的实践以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置专门的委员会来保障宪法的实践，在我国并无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兼容

美国司法审查的制度基础在于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机制,以及权利与权力均衡的社会机制,而这种制度保障的构建需要以一定的民情为基础,西方法律文化就是构筑在独立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西方国家构建了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制度,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司法审查权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也与我国主流法律文化存在不兼容的地方。     

论“依法治国”的宪法效力——兼谈“依法治国”宪法规范的界定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对于依法治国而言，宪法效力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进行适当调节的最高法律效力。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依法治国就是要维护宪法的法律效力，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需要依照宪法进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需要做到的就是对于宪法制定过程进行有效的宪法规范，这样才能够促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才能够有效地维护宪法的尊严和进行依法治国的宪法效力。     

公司章程“对外”效力何以可能?——以公司章程担保条款为例

公司章程可对公司外部人设定义务,这一理解表面上与公司章程的性质相悖,实际上,诸如在公司担保领域,交易第三人负担形式审查公司章程义务的观点已为司法实践逐渐接受和固化。然而,仅从《公司法》第16条的文义难以得出法律明示交易第三人应当审查公司章程,因此,这一裁判观点亟待解释论支持。在公司章程特定条款"对外"效力问题上,不宜仅虑及公司法原理而忽略其与商事登记法规则的联系。运用商事登记的积极效力和消极效力理论,可以实现"公司章程登记"与"交易第三人负担审查义务"相衔接,且为审查义务标准提供度量依据。这一理论也可沿用至解释和识别其他公司章程特定条款的"对外"效力。     

论合宪性审查的整体性标准

西方传统的合宪性审查,其判断合宪性的"宪"是以"权利"为中心的宪法规范,也就是在以宪法规范为标准的基础上,形成不同强度的审查基准。对于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而言,必须注意到我国宪法序言这一特色,并认识到宪法序言所具有的效力。我国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宪"是一个更大的整体性结构,不仅包含现行宪法正文文本,也包括在正文之外的两千多字的宪法序言。因此,可以将我国合宪性审查标准称之为整体性标准,这种整体性标准就是涵盖了宪法序言的审查标准。这种整体性审查标准的运作,不仅要承认宪法序言的效力,更要重视宪法序言的最高效力。     

论宪法的司法适用

宪法的司法适用对于树立宪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 ,宪法的司法适用需要人们改变对宪法的一些错误认识 ,尤其是人民法院应该冲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 ,积极地适用宪法来进行审判活动。同时 ,在不根本突破现行的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 ,努力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创造条件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成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等。本文还就宪法司法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作了分析 ,以使宪法的司法适用更具合理性。     

论鉴定结论的运用与鉴定制度的规范

鉴定结论在我国司法运用中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对鉴定结论进行规范与完善 ,首先应设立科学的鉴定制度 ,包括确立鉴定的等级制度、鉴定的终局制度和鉴定的程序规范 ;其次应规范鉴定结论证据效力运作的诉讼制度 ,包括要明确鉴定结论属当事人举证责任 ,规范鉴定结论审查的庭审程序 ,明确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的实体内容和建立鉴定证据制度有效运作的保障机制。     

中国社会权可诉性的行政法之路

尽管社会权是否具有可诉性依然存在争议，但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大刀阔斧地开拓各种路径对社会权进行保护。我国学界对社会权的研究绝大部分停留在对社会权是否可诉的宏观层面，而社会权可诉性技术性问题远没有提上议程。在中国，宪法实施面临重重困境，而短期内建立类似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不现实，所以转化视角寻求社会权可诉性的其他路径是中国语境下的理智选择。中国社会权可诉性的行政法路径，是通过行政法实施宪法，通过行政诉讼推动宪法诉讼，发挥行政法当前保护社会权的重要作用，最终推动社会权的宪法保障。     

对全国人大实施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宪法第62条、67条确立了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的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是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和处理，以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保证国家权力的运行符合宪法和人民的利益，进而保证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由于我们对违宪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在理论上抑或法律上都不太清楚，现行违宪审查制度中又存在着缺乏专门机构的审查、范围窄、方式和程序不完善及制裁性措施不强的问题，导致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行使过违宪审查权来宣布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违反宪法而无效。本文阐释了违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分析了违宪审查制度的性质和作用，并针对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全国人大下设立一个独立宪法法院，专门行使违宪审查权，向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它兼具政治性和司法性特征。同时对宪法法院的组成、任期、职权、管辖权限、效力等进行了论述。     

试论公民参与权的法律保障

参与权是公民通过国家不断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公民参与权,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是落实人权公约义务的迫切要求,是风险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和走向善治的必要途径。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权保障还存在宪法保障不足、缺乏刚性机制、制度体系不完备、救济途径不畅等问题。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公民参与权的宪法保障,完善立法,增强制度刚性,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保障公民充分行使参与权。     

论基本权利效力的理论构造——基于德、法两国的比较研究

在德、法两国，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都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作为其理论基础，并具有宪法性规范的地位；在对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的理论认识上，两国均以公共利益的法律化、具体化、明确化为目标。德、法两国的经验为我国建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

我国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非公权力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这使我们有必要讨论在我国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私法效力的必要性、条件和具体模式设计问题。     

国际条约违反宪法规范的效力认定

国际条约与国内宪法发生冲突,主要表现为条约的缔结程序违反宪法的程序规范及缔约代表违反宪法关于缔约权权限的规定缔结条约,国际条约违宪的效力如何认定已是争论已久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分为宪法主义、国际法主义、折中主义三大阵营,该"三分法"各有利弊,而以"区分原则"来认定条约的效力,即区分形式瑕疵与实质瑕疵、区分条约的形式有效性与实质有效性、区分文本规则与执行规则以及在司法适用上区分国际法官与国内法官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路径.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模式

公民宪法权利到法律权利的转化要依靠宪法的实施。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要想真正实现宪法权利到法律权利的现实切换,需要立法保障、社会权保障和司法保障协同推进。立法保障是宪法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基础与前提;社会权保障是指公民权利尤其是社会权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具体制度的安排;司法保障是指权利司法救济机制的合理配置尤其是宪法诉讼模式的建立能为宪法权利提供全面的保障。这三种保障模式有不同的侧重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