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变革与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兼以梨树县村民自治调查为例

村民自治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逐步兴起,并在发展中初步形成了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核心的中央与地方法规体系.在此进程中,村民委员会"海选"应运而生并推广开来.而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和对农村的辐射,促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动,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思维方式日益多样化,进而改变着村民委员会选举和村民自治赖以实现的经济社会条件,尤其深刻影响着村民委员会"海选"及其效能的发挥.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乡村社情所决定,村民委员会"海选"应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依法有序.村民委员会"海选"自身能否具有发展前景和生命力,则取决于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适应性.以及村民自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实现程度.村民委员会"海选"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的实现,离不开坚持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加强乡村选举制度建设、健全体制和完善选举程序.     

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一项制度安排,其推行于农村不仅使农村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还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乡村关系紧张、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村委会选举中乱象丛生、村委会选举后的治理矛盾凸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久而不解,则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化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以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一项制度安排,其推行于农村不仅使农村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还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乡村关系紧张、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村委会选举中乱象丛生、村委会选举后的治理矛盾凸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久而不解,则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化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以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我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困境、博弈及救济实证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是村民自治工作中影响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民主实践活动。实现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是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然而在实践中却面临"法律滞后,中间断层;竞争激烈,标准不一;监督匮乏,难有成效"等三种困境。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等三方构成农村的主体力量。三方在换届选举前后,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相辅相成又相互博弈。H省在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尝试推出"三项承诺"制度、严把纪律关等多项创新举措,为破解村民委员会选举困境、实现博弈效果最佳探索了切实可行的救济路径。     

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冷漠现象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村民自治、村委会直选的不断推进,一些地区和村民中出现了某种政治冷漠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经济的、社会的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原因。要消除这种政治冷漠现象,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具体的政治参与制度,保证选举真实有效;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     

村委会选举与农村民主化进程

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关键环节,是农村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但村民自治、民主选举仍存在不少问题,应通过政府推动、制度推动、群众推动等方式促进农村民主健康发展。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政治冷漠问题探析

政治冷漠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方式。随着我国村民自治、村委会直选的不断推进,一些地区和村民中出现了某种政治冷漠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经济的、社会的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原因。要消除这种政治冷漠现象,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具体的政治参与制度,保证选举真实有效;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     

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

回顾二十多年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一是在工作重心上从组织重建、建章立制走向权利保障;二是在自治形式上从选举式民主"单兵突进"发展为选举式民主和经常性民主"齐头并进";三是在自治主体上从封闭走向开放;四是在动力机制上从政府推进走向群众主导。上述发展趋势表明村民自治正在由形式民主迈向实质民主,民主政治正在内化为亿万农民的心理结构和生活习惯,村民自治已经成为亿万农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己创造幸福生活的制度平台。     

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制度安排。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三大要件遭遇挑战,导致"村民自治"职能弱化。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剖析"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失效的原因,提出从村民自治走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论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重庆市C县G镇宗族势力实地调研分析

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和干预不容忽视,已经成为影响制约村民自治进程的一大消极因素。笔者通过对宗族势力比较突出的重庆市C县G镇的部分镇、村干部及村民的实地调研及访谈,分析了宗族势力对村委选举的影响和对村务的干预的现象和根源,并提出了限制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负面影响的几点对策。     

村民自治中的问题与对策--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的情况调查

北京市村民自治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程序建设、村务公开、管理体制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如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建立和完善民主程序、完善村务公开、理顺管理体制等.     

公民性：村民自治的基石

作为基层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的实现是需要具有公民性的广大村民来完成。这种能够保证公民角色或公民资格感知、公民权利运行、公民责任履行和公民美德倡行的公民性,有助于公民积极参与和监督村民自治中的违规行为并保证村民责任的履行。事实上,由于臣民意识和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村民公民性的发挥。提升和救治村民的公民性,对保证我国村民自治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途径为:发展农村教育,提高村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吸引具有公民性的农民工返乡参与村民自治建设;加强村民公民精神的培育,逐步实现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变。     

刍论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保障。村民自治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实践,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我国农村的重要体现。搞好村民自治,对于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加强党的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等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市村民自治地方性法规建设平议

北京市村民自治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此，应该采取以下改进措施：丰富有关村民自治的地方法规类型；提高法规制定主体的层次，增强地方法规的权威性；未制定地方执法性规定的各区县，应该尽快制定适应于本地方的执法性规定；增强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完善细化关键性的程序；完善处罚内容，明确责任主体，加大处罚力度。     

论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成因及消解

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根源主要是,农村村民经济地位不独立,农村基层民主不完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农村村民的这种政治冷漠对村民自治、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的和谐都有着消极影响。倡导由“半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过渡的治理环境,拓展村民参与成本的弥补措施,是消解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重要途径。     

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矛盾及出路

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造,对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结构、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村民自治在中国大地上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因而随着其在农村的不断深入发展,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显现,特别是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两委”的矛盾已成为村民自治的难题。作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从党支部的一元权力结构转向党政并存的二元权力结构的产物,村“两委”矛盾问题的解决,根本出路还在于制度的规范化和具体化。     

村民自治实践中两委关系及冲突解决模式探析

两委关系作为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将纷繁复杂的两委关系归结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四种相对应的冲突解决模式,旨在探讨两委冲突的解决之道.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