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吸毒酗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遇

沾染上毒瘾或者酒癖的未成年人更容易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俄罗斯对此的态度是承继前苏联传统惯例,又创新转型期特别处遇的规定。在前苏联时期,吸毒酗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惩罚主要有劳动教养、教育感化强制措施两种形式。劳动教养由法院作出判决,对吸毒酗酒人员剥夺自由,羁押在特定医疗场所,以强迫劳动形式予以戒毒戒酒治疗。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明确宣布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至此,对未成年吸毒酗酒者违法犯罪的规制仅保留教育感化强制措施。以警告、转移监管、赔偿损失、禁止令等为核心的教育感化强制措施,预示着俄罗斯对未成年吸毒酗酒者的处遇越来越宽缓化。教育、挽救的宗旨无论是对吸毒酗酒实施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还是涉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是俄罗斯政府的一贯追求。俄罗斯对吸毒酗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理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措施的法律思考

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要着力于教育,感化,挽救,减少减弱刑罚的色彩。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强制措施,也是当前加强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正义与改革模式研究

作为刑事强制措施之一的逮捕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存在一定缺陷，对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机关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在充分阐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依据必要性和现实必要性基础上，对构建新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审查逮捕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以期抛砖引玉。     

许昌检察机关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保护工作体系

近年来，许昌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通过刑罚和非刑罚方法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摸索出了一套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的“预防＋维权”的立体预防和保护体系。     

未成年人取保候审适用问题研究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世界各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采取了特殊的诉讼保护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专门规定未成年人案件程序，但相应司法机关均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原则。犯罪未成年人由于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刑罚对他们的身心影响较成年人更为深刻，一旦受到羁押、监禁制裁后，     

未成年人劳动教养的社区矫正模式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问题应慎重选择，在肯定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基础上加以改造和重构，以此作为未成年人劳教制度改革的路径和方向。针对实践中未成年人劳动教养封闭式管理存在的问题，应将社区矫正引入劳动教养制度，将未成年劳教人员作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以构建适合其自身特点和现实需要的社区矫正模式，使得未成年人劳动教养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其教育矫治的效果。     

飞跃“启蒙”——读《规训与惩罚》

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以刑罚方式转变为纽带,提出了以绞刑架为代表的早期酷刑转向感化型刑罚制度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权力、知识和躯体三者在现代民主社会管理中的深层次构架与联系。其独特、新颖的理论研究,否认了传统启蒙思想对于刑罚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地位,而是为我们阐述了一个立体的有关规训技巧与社会管理的二维模式。     

新时期劳动教养制度的变革——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建构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逐渐呈现出与我国法治文明不相协调的矛盾状态，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与改革成为理论界争议的焦点。《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被列入立法规划，就意味着劳动教养制度终将被违法行为矫治制度取代的发展趋势。     

近代中国少年监的筹设与落成

近代中国少年监的筹设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晚清监狱行刑变革的推动下,少年犯的感化教养与少年监的筹划设置备受关注。尽管清末刑制改革之时已有少年监草创的动议,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少年监始得落成。近代少年监的筹建大多仅停留在规划上,其设置数量有限,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也远未达到理想预期。不过,在少年监中推行的感化教养模式,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行刑理念,其典型地体现了行刑感化原则,并基本确定了现代少年罪犯教育制度的主体构架。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若干问题

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上虽然有若干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但依然比较粗疏，刑罚体系总体上并没有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区分开来。未成年人在无期徒刑、财产刑、资格刑等刑罚的适用中存在着一定争议和困惑。为更好地教育、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应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在刑罚适用上区别对待。对未成年犯罪人，应禁止适用无期徒刑，限制罚金刑的适用，并建立罚金刑配套制度，以及禁止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浅谈“感化教育”模式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运用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感化教育，是目前各少年法庭的普遍作法。我们少年法庭在运用“感化教育模式”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进行了尝试和创新。笔者结合多年的实践工作，对运用感化教育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少年法庭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设置教育的阶段、教育的方法上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民国时期青少年感化教育探究——从上海公共租界案例谈起

我国的感化教育应当从民国时期始开始，1922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的《感化学校暂行章程》开始了我国政府历史上对感化教育的立法。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对于这样一个时期的青少年犯罪情况的处理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对调研上海公共租界的实际案例来探讨民国时期关于感化教育的立法，施行，以及对于犯罪青少年的补救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问题探析——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刑事司法领域,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在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方面,如何针对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进行定罪量刑,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是司法实务界探索的热点和难点。有效地完善和规范未成年犯罪的量刑程序和相关制度,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在量刑的实体控制与诉权制约之间做出适当的选择。     

法国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法述评：制度与演进

法国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法成型于二战后，系意大利实证主义犯罪学影响的产物。与普通的程序法则相比，法国未成年刑事程序法奉行独特的原则体系和制度框架，旨在强化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改造、促使其尽快回归社会。但近些年来，随着未成年刑事人案件的急剧增加，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案件也时而有之，法国开始弱化未成年人刑事程序的特殊性，包括增设了程序速决机制、强化了强制措施和刑罚体系。制度的演进显然已超越了某些技术细节的调整，而可能动摇长期以来以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为核心的刑事程序原则和体系。     

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率初探

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率是当前深入贯彻挽救、教育、感化未成年犯罪人的重要举措。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中存在扩数量少、所占刑事强制措施比例不高、立法规定滞后、波动采取等问题。提高未成年入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率需要提高认识、完善立法、建立并加强专门办理未成年入刑事案件队伍等方面着手。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减刑、假释制度的思考

本文旨在探讨减刑、假释制度在未成年人犯刑罚执行领域的建立和完善。作者认为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改造成果、减少重新犯罪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文章比较了一些典型国家的减刑、假释制度，提出了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和执法上的困惑，并对减刑、假释制度应有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浅析刑罚个别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与调和

距离刑罚个别化思想的提出已有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刑罚个别化制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得到了纵深的发展，很多国家也将刑罚个别化内容写入本国立法。然而，过分关注刑罚个别化是否会导致刑事立法形同虚设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才使刑罚个别化制度长久以来发展缓慢，难以正名。本文从刑罚个别化思想的起萌入手，分析刑罚个别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对立的起源，以及这种对立的相对性与可调和性。     

浅议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罚金刑之强化适用

罚金是一种重要的财产刑形式。随着刑罚轻缓化、非监禁化的刑法改革的世界趋势以及人们观念向轻刑化、现代化的转变，作为短期自由刑替代物，罚金刑被各国日趋广泛地应用。鉴于罚金刑经济性、开放性、匿名性等优点，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强化适用之，不仅符合教育、感化、挽救、改造的司法政策，也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发育规律。     

浅析劳动教养制度现状与改革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50多年来,在稳定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劳动教养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弊端,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拟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共同探讨其改革的途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所秉承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尽可能通过减少羁押措施的适用、暂缓起诉、不起诉、适用缓刑或非监禁刑等方式对未成年人作出宽缓处理。但这种宽缓处理不能以牺牲社会安全为代价，这就要求辅之以科学的调查评估机制和严密的监督考察机制。审前服务制度正是以完善上述机制为宗旨，从建立审前服务机构、明确审前服务机构职能、构建审前服务机构的诉讼参与程序、完善审前服务人员责任体系等方面，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释放的安全性和刑罚适用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