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对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的自觉认同.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力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主要关心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范围内以价值观念或建立在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规范所认可的方式进行有效运行;第二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     

试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是政治学领域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 ,指的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可和接受问题。作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政府 ,其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括两个方面 ;—是权威来源合法 ,二是政绩的有效性。两者缺一不可 ,相互关联。中国政府同样面临着合法性基础问题 ,必须保持政绩有效性和扩大政治参与 ,才能克服已经隐现的合法性危机。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     

论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主体主要指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主体,即体制内主体。规范的政策主体应具备三种属性,即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它们共同构成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对政策系统和政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     

政治主体合法性道德诉求的历史流变

政治主体合法性对其权力的有效行使及整个政权体系的合法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主体合法性需要民众的认同,在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要素方面,诸多学者致思于民众对权力行使绩效、权力行使法定程序的评判。然而,政治始终以人为本原,民众对政治主体道德的认同对其合法性更具根本性意义。在传统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主体尤其是封建君主已经自觉意识到用道德光环粉饰自己的政治形象;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自主、平等价值观的彰显和更加开放的舆论环境,对政治主体合法性的道德诉求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因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护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P239).政治合法性,从实质上说,就是研究公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寻求公民对公共权力的普遍认可和自愿服从的问题.     

合法性、认同和权力强制:制度权威建构的逻辑

制度权威是指制度的规则、规范等客体性要素,"嵌入"到主体的心理结构中,从而实现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制度权威的逻辑包括合法性、认同和权力强制三个方面,其中合法性是起点,认同是关键,权力强制是保障,三者构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现代政治是权利政治,制度的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调节权利义务关系和承载价值规范,这决定了合法性是制度权威建构的逻辑起点。认同是指人们对于制度的规则和规范性要素,形成心理认同感和价值归属感,它是制度权威建构的关键。逻辑由认同走向权力强制,是由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制度由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过渡的历史进程,也是认同逐步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引入权力强制。     

论政治权力的社会心理基础

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政治权力的存在和维持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与心理条件.它既包括权力主体的权力欲,也包括权力主体的某些个人特质和社会条件.要维持和巩固政治权力,政治主体必须使政治权力合法化.     

权力驱动下的中国消费主义

中国消费主义的成因是权力驱动.权力驱动下的中国消费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引导消费,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和社会稳定有着直接的关联;二是权力主体的高消费和奢侈消费,包括公款消费和私人出资的权力主体消费.权力对消费主义的驱动加大了消费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损害了政权合法性,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     

合法性视阈中警察执法能力的建构

警察作为执法主体是政治权力主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执法能力与效能直接取决于其基本属性,这就必然要求他们具备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提升警察的执法能力,并对警察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产生积极影响.     

统一战线与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每个政权需要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它直接回答的是:政治生活何以延续?特定的政治权力何以持久?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执政党应对阶层分化带来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社会整合战略,不断拓展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关系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既是政治生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需完善的现实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政治行为的本质要求,是政治文明的合理内核,是政治发展的根本保证。合法性有着丰富的内部层次性。本文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以政治权力及其主体的功能为主线,对合法性范畴进行界定,进一步探讨合法性的基础和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危机与实现合法性的途径。     

论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

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其存在形态包括社会组织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科学文化知识权力以及民间法权力、道德权力、宗教权力等等。     

政治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基础与运作机制

一、政治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成为政治权力的主体。所谓政治权力,就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政治权力具有明显的特性。江美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政治权力的特征,认为宏观意义上的政治权力的特征包括:强制性、阶级性、组织性、自主性、历史性等。微观层面的政治权力具有如下特征:相对性,只有权力主体和客体存在基本的利益关系时权力才存在;互动…     

“三个代表”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合法性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不少文本倡导在民主化的基础上建立宪政制度,制约政府的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它表明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大力加强合法性的四大要素中的传统传承、意识形态、主权在民的培育,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财政制度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

财政规定认可了不同主体的基本地位和基本权利,决定了不同主体的“生活机会”。它是权力资源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进行配置,以及在不同主体之间——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配置的结果。财政制度是一国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不同的财政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政党制度与政治和谐

政治和谐是指政治关系的和谐,是政治权力主体和政治权力客体的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或秩序。从政党制度的角度来看,要使一个国家达至政治和谐的状态,必须要有和谐的政党关系、和谐的政治参与、和谐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增强公仆意识加强道德建设

权力是指一定的社会主体(个人或组织)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通过一定方式支配或制约客体的一种现实力量。权力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掌权者可以凭借权力来服务国家和人民,这样,权力成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掌权者又可以使权力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同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几点感悟

清朝预备立宪的逆转使得辛亥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而且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奠定了民国的法统。法统一词是民国初期流行的政治术语,其义是指政府权力的法律来源或权力的法律依据,用以判别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是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法律依据。     

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