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的异化与回归

公权力的产生源于私权利,目的是为保护公共利益,但公权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现代法治的核心之一就是对公权力的制约。目前公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寻租现象突出、范围无限扩张、行使程序不正当、对私权利的无视与侵犯等。公权力的异化不仅导致其权威性降低,而且造成资源和公共利益受损。法治建设的过程是公权力的回归过程,其有赖于权力的下放与监管、公权力行使者法治理念的树立、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及规则秩序的确立等。     

法治视角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公权力的异化、私权利的滥用是当前我国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各种利益的内在驱动、政绩考核体系的外在压力、权力监督制约的软弱乏力、法治精神的严重缺失是两者冲突的生成根源。公权力的边界明晰化、私权利的限度明确化、政绩考核体系科学化、权力监督制约有效化是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未来路径。     

*论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是对政府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要求。从国际进程、现实挑战、未来要求看，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当前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存在着重法制轻法治、重权力轻权利、重结果轻过程、重执法轻问责等落差；推进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外，政府职能法治化是前提、政府决策法治化是基础、政府执法法治化是关键、政府责任法治化是保障、政府政务公开化是要求。     

警察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和冲突的法理思考

现代社会,警察公权力的范围不断扩张以及其权力的滥用,对公民的私权利造成了很大的侵害。同时,公民也在消极地抵抗警察的公权力的行使。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两者冲突的原因以及缓解这两者冲突的对策。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舆论监督与法治建设

法治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公权力必须得到有效制约。而如何制约公权力?纵观西方法治发展的历史,主要有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民主制约权力、责任制约权力、法律制约权力等几种传统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斯特瓦特提出充分反映言论自由的“第四权力理论”,从而崛起了与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并列的第四种权力,即舆论监督。它被普遍认为是公民社会唯一能够与公权力相抗衡的民间力量。从而成为公民监督制约国家公权力、消除权力腐败现象的“利剑”,同时又成为保障公民权利不受非法限制和侵犯的“盾牌”。近几年来,…     

论法治社会中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均衡定位

中国在实现法治的进程中,应从制度上入手,慎重处理好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合理的定位。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改变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强弱不平衡、不对等状态,使两者处于一种势能均衡状态,以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     

对政府权力异化的法治思考

政府权力异化从法治角度分析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腐败。制约权力腐败的根本措施是法治，即实现权力的法治化，也就是将权力的获得、行使、监督法治化。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建设法治化的探索——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确保群众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厉行廉洁政治,逐步把廉政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营造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三个方面对民主建设法治化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对于当前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新形势下,完善选举法律体系、构建科学有效的法律制约监督机制以及增强群众法治观念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加快推进延边州法治建设的思考

当前,延边州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实现延边州未来繁荣发展需要法治发挥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当前要清醒地认识到延边州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还有不少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制约延边法治化的进程.因此,为了把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延边州在进行地方治理时的各个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成熟、定型,就必须破解这一系列问题,找出延边州加强法治建设的路径,开拓延边州发展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     

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之程序保障

一些地方政府在以行政力量强势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单方面推进,农民没有知情权,集中居住的相关信息不够公开,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地方政府公开农民集中居住决策相关信息的法治价值在于保障农民的知情权,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深化集中居住决策的信息公开,要求地方政府既要公开并提供全面准确的集中居住决策信息,又要通过多种途径为广大农民及时获知集中居住决策信息提供便利。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法治化城市的内涵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法治化城市建设是落实我依法治国方略的举措;法治化城市的价值意蕴与法治国家具有一致性,其本身就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法治化城市建设是因地制宜推进法治国建设有力举措,也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参考。法治化城市是法治在地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它是以国家宪法、法律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制约权力为重点的,适合地方城市实际的治理模式和状态,它通过规范的地方权力运作和普遍的守法意识,实现城市政治文明、经济建设、文化事业、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没有法治的城市也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城市。法治化城市是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所在,城市政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有利于促成人的现代化。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中国的法治意识土壤中存在公权力偏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存在倒置、虚化和随意化现象。这种意识在制度层面导致宪政政体中政府和社会关系界分和设置的混乱,在机制层面上导致司法不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中立裁判者,从而导致法治之"法"的权力依附性和法治之"治"的落空。作者认为对于后发性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来讲,首先要树立现代的权力和权利观,在宪政体制中界定好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关系,进而确立符合法治目的和运作特点的机制模式。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模式。中国选择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它具有许多优长之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危险。中国今后的法治实践需要着力思考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及其监督“政府权力”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大力培植社会的和民间的法治资源，推动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     

警察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警察权是国家赋予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神圣权力,但有极少数警察,将治安行政管理权、刑事执法权等公权力私有化,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了国家、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主要是警察权力过宽、权力滥用、权力交叉和权力扩张等原因造成的。     

权力清单制度视野下政府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政府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步骤。权力清单以内是政府权力合法运行的范围,以外则是运行的禁区,所以落实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是打造法治政府、廉政政府的前提与基础。文章就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法治化的合理抉择、政府法治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进行探讨。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强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行政环境,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通过强化公务人员法治化意识、法治化进程、科学民主决策、行政执法体系、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等理念、制度、政策和方法来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     

论经济危机下的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政府行政法治化成本控制为视角

政府成本的状况,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各国的公共行政部门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行政效率低下,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而备受批评,合理节约有限资源,控制行政成本成为政府行政关注的主要焦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加速向实体经济侵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内经济环境也随之不断恶化。同时,我国也正处于法治化发展阶段,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而如何以尽可能少的耗费实现政府行政法治化正是我国法治化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因此,必须通过对政府行政法治化过程中的直接法治成本、机会法治成本以及法治社会成本进行合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