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大国态度的比较分析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领域,欧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属于政府间合作性质,其发展进程既受到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英、法、德等大国态度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亦受到相关非成员国特别是欧盟最重要的伙伴盟国美国立场的制约。本文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具体分析英、法、德、美等大国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立场和态度,指出:英国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追求本国利益的工具,充当欧美之间的平衡器与调停者;法国作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最坚定的推动者,积极寻求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德国借助共同外交与安全建设,谋求欧盟政治领导和世界性政治大国地位;美国则主张在北约框架内推动欧盟有限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继续保持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     

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

追求"法国领导的欧洲"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欧债危机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欧洲经济治理领域和外交安全政策领域权力结构的分化。面对一个失衡的欧洲,萨科齐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路径: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展现强势的领导和进攻性,在经济治理和危机应对领域与德国共同领导并展现出妥协性。危机使得"法德轴心"再次成为欧洲事务的领导核心,但却呈现出"法国主张、德国内核"的特征。法国大选和左派的上台为再平衡提供了契机,奥朗德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了新的路径:通过内部和外部制衡来平衡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势,追求一个更加平衡的欧盟。     

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

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从最初的犹豫走向后来的独断,这一表现既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又是德国国内各否决玩家钳制的结果。虽然"欧洲的德国"依然是德国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德国的欧洲政策自两德统一以来呈现的若干新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德国的"欧洲使命"日益衰减;德国正在成为地缘经济强权,等等。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以及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的应对战略——以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德、英、法三国为例

随着欧洲一体化在成员国日益被政治化,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面临严重考验。它们的应对战略对本国欧洲政策和一体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去政治化战略、民粹主义战略以及参与和引导战略是欧盟主流政党应对政治化的三种战略选择。结合欧债危机以来德国、英国和法国三国主流政党应对政治化的案例,本文对这三种战略的实施过程和政策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参与和引导战略兼顾各方利益要求,是适合未来欧盟主流政党的一种中间策略。     

欧盟扩大中的“歧视性差异化”——以东扩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渡性限制为例

欧盟的扩大进程产生了"歧视性差异化"现象,即在特定政策领域进行过渡性安排,对新成员国应享受的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在东扩中,欧盟内部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围绕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分歧不断。为了顺利完成扩大,欧盟对新成员国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过渡性限制,形成"歧视性差异化"。扩大进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冲突是歧视性差异化产生的根源。在欧盟的具体政策领域,扩大对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引发利益分配冲突,导致成员国成为相对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此,欧盟借助过渡性安排来限制新成员国的特定权利,以对扩大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国进行补偿。过渡性限制是解决扩大中分歧的工具之一,但对欧盟也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导致"歧视性成员国身份"的出现,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差异性一体化"特征。     

法德联合领导下的欧盟战略自主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欧盟提出战略自主以应对多重危机及世界权力结构变化的挑战以来，欧盟战略自主已经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角色视角出发，分析该角色内部的不同角色观念、角色的内部期待和外部期待之间存在的不一致，认为战略自主最终会塑造欧盟的全球角色。尽管政策文本是法德及欧盟成员国妥协一致的结果，但能看到法德两国在联合领导中分别推动欧盟朝自己偏好的角色方向转变，由此产生“全球领导者”和“建构力量”两种角色方案的分歧。在其他成员国对欧盟全球角色的看法中，不仅存在新老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精英和民众之间关于欧盟优先事项也存在分歧。欧盟角色的外部期待中，美国、俄罗斯、中国对欧盟战略自主、欧盟全球角色的看法及支持度都不尽相同。存在诸多角色冲突的情况下，欧盟全球角色的演进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欧洲边缘的抉择——试析意大利、希腊民粹政府的对外政策

欧盟内部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位于(半)边缘的意大利和希腊在民粹主义冲击下,面临融入或背离欧盟主流的抉择。近年来,两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的边缘化加剧,刺激了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政党的主张背离欧盟主流,在执政后要求调整对外关系。本文分析了意大利和希腊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发现两国均要求在欧元区经济政策和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难民政策上与欧盟重新协商。在双边关系上,两国与德国、法国也出现摩擦,试图联合其他成员国制衡法德轴心。同时,意大利和希腊顶住欧盟压力加强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民粹主义政党本身的偏好是上述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但相应政策的执行和实际效果仍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制约。     

欧盟危机背景下的德国领导有效性分析——以领导理论为分析框架

领导理论是研究领导有效性的理论,其研究最早兴起于企业管理领域,并不断扩展至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欧盟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大量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互动现象,但是较少使用领导理论来进行分析。在现阶段,欧盟面临多重危机,德国被视为领导欧盟成员国规避、克服危机的主要力量。以领导理论为分析框架,将其应用于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治理研究,分析德国领导有效性问题,能够突破思维定势,增强对复杂现象的解释力。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欧盟走出制宪困境：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基础条约”

从此次欧盟走出制宪危机来看,欧盟成员国各自不同的立场,在欧盟决策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多变的博弈.鉴于欧盟双重治理特征,本文在对《欧盟宪法条约》原有内容与"基础条约"的改革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就成员国国家与欧盟超国家利益动态过程和主权让渡及其对传统主权观的挑战进行论述.     

试析曲折发展中的欧洲防务联合

欧洲防务联合是欧盟一体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欧盟政治一体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和重要保障。近年来,受法国、荷兰否决欧盟条约,欧盟中期预算危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成员国大选等因素的冲击,欧盟一体化进程整体受挫,被迫驶入“慢车道”。但是,防务领域的建设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不仅继续稳步推进,甚至在维和方面有所突破。文章对欧洲防务联合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与梳理,之后指出了它的最新进展和继续发展所面临的困难。     

法德轴心“重启”的限度探析

由于法国的衰弱,传统上的法德轴心一度退化为德国的单独领导。在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并发起"重塑欧洲"倡议后,法德轴心"重启"迎来了契机。本文从意愿和能力两方面,结合欧元区改革、避难体系改革和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的推进这三个案例,分析法德轴心发挥作用的限度及其影响因素,并展望法德轴心在欧盟未来发展中的角色。结论认为,两国总体上都表现出"重启"法德轴心的意愿。然而,意愿存在差异,法国迫切且强烈,而德国迟滞且具象征性。由于在"重启"法德轴心上未能"同频共振",法德的共同领导力受到削弱。法德轴心"重启"的限度主要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法德可供支配的权力资源有所减少、欧盟决策中"达成共识"的义务在增强、法德难以实现偏好趋同且受制于欧盟内的其他联盟,以及法德的引领作用与其他国家的追随意愿在下降。     

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决策机理分析

难民危机是欧盟当前面临的内外多重危机的重要一环,使欧盟内部矛盾丛生,也令决策层久议难决。难民危机沿着"酝酿与发展""集中爆发"和"相对缓解"三个阶段逐次向前推进,欧盟难民政策的决策进程与此相关联,其节奏、速度、认知与内容也逐渐变化。这一政策包含一系列总体架构和具体项目,可分为超国家和地区间、国家间、国家与次国家、交叉综合这四个层面,形成庞大而复合的体系。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和"国家间"组织的双重特性,使其关于难民危机的形势认知较为迟钝,相关决策缓慢而低效,其政策不仅难获认同,还造成了各成员国间的"东西矛盾"和"南北对立"。对这一政策的决策机理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欧盟决策体系的结构特征与运作规律的认识。     

试析欧盟共同防务政策在非洲地区的实践经验

伴随全球地缘竞合博弈加剧，欧盟安全焦虑逐渐增多，欧盟地缘安全困境不断加深。长期以来，非洲地区持续不靖，欧盟通过共同防务政策框架下的域外合作，强化对非洲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持续投入。近年来，欧盟推动对非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战略转型，欧非安全合作机制亦呈现新的特点。在欧盟“综合路径”的推动下，对非合作由强调人道主义救援、促进发展等传统价值理念转为重视维护欧盟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并逐步形成战略利益与理念价值并重的政策趋向。但囿于欧盟机构调动资源能力有限、成员国利益与偏好差异较大、非洲国家负面认知加剧等挑战，成员国间合作的主要形式往往阻碍了欧盟形成合力。随着欧盟共同防务政策以及欧非关系的动态演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对外安全和防务政策的重心发生偏移，欧盟更为重视强调传统安全要素，对非洲的资源投入或将相应减少，未来欧非合作前景产生较多不确定性。作为非洲的重要伙伴，中国亦将安全合作视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欧盟共同防务政策在非洲地区的实践经验为未来中非安全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共同体化的困境——从叙利亚难民危机论欧盟共同庇护体系的局限性

欧盟共同庇护体系属于欧盟司法与内政领域的一环,涉及政治庇护与难民事务的管理,也是欧盟建构内部安全的核心领域之一。然而,欧盟庇护政策的共同体化与制度化并未能有效应对当前的难民危机,因而引发诸多质疑,特别在危机当前的关键时刻,欧盟成员国再次展现其在重大议题上的主导权与影响力。本文首先探讨欧盟现行庇护体系的机制与主要问题,并以叙利亚难民危机为个案,从四个方面:主权价值与人权价值的对立、国家利益与规范形象的对立、成员国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对立、边境国与非边境国的对立,来分析欧盟发展共同庇护体系的困境。     

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

本文分析了德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和马里等危机中的表现,以揭示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以及德国其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等事件中,只是出于联盟团结、尤其是修补由于利比亚危机造成的形象受损而象征性地参与防御性或训练性行动,这表明"克制文化"在德国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尤其从利比亚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可以看出,德国的安全政策受到内政的驱动,换言之,德国日益以民调所反映的本国利益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出发点,甚至不惜为此损害与西方伙伴的联盟。"克制文化"、联盟团结和内政驱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从两德统一以来,正逐步走向"有限的正常化"。     

科索沃危机与欧盟的危机处理

科索沃危机是继《阿姆斯特丹条约》明确欧盟的危机处理任务后,欧盟经历的第一场重大危机,也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科索沃危机中欧盟各成员国的共识得到空前提高,欧盟危机处理机制也出现重大突破。通过对欧盟在科索沃危机处理中应对手段、效果和缺陷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欧盟危机处理的发展将取决于欧盟在以下三方面的进展:成员国合作的深化、欧盟危机处理机制的完善和充分的军事保障。     

论欧盟区域政策与成员国区域政策的协调

在欧盟内部的多级治理体系中，并存着两个层次的区域政策：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虽然它们干预的范围和对象不同，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从共同体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协调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进而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是欧盟的重要任务。然而由于欧盟和成员国在区域政策权限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的划分，导致二者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欧盟区域政策和措施常常受到来自部分成员国的阻力，这是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协调的核心与特殊困难。欧盟协调共同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的途径主要是要求成员国提交详细的地区发展规划和采取措施控制成员国的国家区域援助。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协调效应的发挥还需要欧盟和成员国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德国的以色列政策:基于道德义务和现实政治

长期以来,德国的以色列政策不单纯以道德义务或现实政治为出发点,而是两者共同影响着德国历届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阶段概述德国的以色列政策,然后剖析德国对以政策中的道德义务因素以及现实政治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只要在德国看来以色列的安全未受到威胁,德国出于自身国际定位、外交原则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日益在谋求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由于两国对如何能更好保障以色列安全有不同认知,未来德以关系的"正常化"依然面临根本性的障碍。     

欧盟增强合作机制的产生、运作与影响

增强合作机制是欧盟为具有合作意愿和能力的部分成员国在一些政策领域率先合作提供的机制性安排。近来，欧盟相继在跨国离婚、单一专利和金融交易税等领域实施增强合作。增强合作机制体现了欧盟对差异性的认同以及寻求将弹性策略法理化和制度化。增强合作机制是欧盟超国家机构和成员国之间协商的结果，其发展受到价值观念、决策机制、经济因素和安全因素的驱动。增强合作机制拓宽了欧盟深化合作的政策领域，有助于推进一体化的发展，但对欧盟也有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持续的欧债危机将迫使欧盟继续借助增强合作机制等弹性策略来解决危机和推进一体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