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企业的伦理困境研究

从规范的角度讲,公共企业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政府职能的延伸,承担着诸多的公共服务功能,扮演着"公共利益"的增进者和维护者角色。同时,公共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又必须参与市场经营,具有使资产保值增值的营利性经济功能。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直接委托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对公共企业进行管制和规控,使其对政府负责,但作为间接委托人的公民却无法直接行使最终委托权,使公共企业对自己负责。由此,公共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公共服务"与"经营营利"、"公共利益"与"团体利益"、"国家责任"与"公民责任"多重价值的排序和选择,如果选择不当,便会陷入伦理的困境。     

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公共管理责任机制与我国责任型政府的构建

公共管理责任机制作为一种约束政府行为的有效机制,把政府与公民联系起来,并促使政府最终对公民负责。迄今为止,公共管理产生了两种责任机制,即传统责任机制与管理主义责任机制。基于对传统责任机制和管理主义责任机制的比较与分析,我国责任型政府的构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创新施政理念,建立人本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完善监督机制,建立透明政府;加强行政伦理,自觉履行责任。     

论公民与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构建

政治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职业——委托-代理职业,公民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同时,政治又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委托-代理职业,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在政治活动中有可能背离公民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民主制度和机制建设来完善公民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路径构建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实践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非理性参与、沟通不畅、能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导力量,理应从保证公民理性化的参与、畅通信息沟通的渠道、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的有效激励机制来培养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解决问题,以促使公民与政府直接、有效沟通,增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论政府在环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

随着社会公众对环境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全部承担供给的责任面临巨大压力。公共选择理论从政府“经济人”角度证明政府不可能完全有效率地供给公共物品，治理理论也证明现代政府要有效地供给公共物品需要与社会合作来完成。在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政府的角色是为各类环境公共物品提供正式制度保证；同时，政府应该生产纯环境公共物品，并与社会协作生产和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     

从顾客到公民的蜕变——政府公共服务对象探析

政府公共服务对象的定位直接决定着政府服务部门的责任、公民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公民理念是对顾客理念的一种蜕变和超越，表现在公民身份的复归、公共利益的促进、社会公正的还原、公民权利的完善和政府责任的重拾等方面。在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把握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平衡，引导社会以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进步。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公共治理结构影响利害相关者的公民资格、协商合作的有效性以及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公共治理的首要主题。公共治理基本结构是由利害相关的普通公民、专业人士、职业公务人员、政治领导组成的四位一体的模型,遵循着共和主义政体"混合"与"均衡"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结构,需要党与政府各司其职,政府承担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和执行者的责任。     

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基于博弈论和“搭便车”视角的分析

作为效率损失的重要表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领域存在着“行政不作为”等社会现象。从这些现象入手，通过建立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引入“搭便车”分析工具，旨在揭示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和制度诱因。政府治理效率损失存在着三种发生机制：委托代理关系扭曲诱发了“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纵向事权配置诱发了参与人数的增减；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诱发了均衡状态的变化。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是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纵向事权配置方式和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解决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策略，应立足于调适委托代理关系、优化事权配置和设定责任分割机制。     

新公共管理对民主的挑战

效率与民主是各国行政改革的要求,也是改革中一个两难的选择。新公共管理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以顾客身份取代公民身份,同时提高公共部门的运作效率和对公众要求的回应性。克瑞廷森和兰格瑞通过分析新公共管理对不同政府模型中民主要素的影响,指出虽然新公共管理提高了政府的运作效率,但总体上却削弱了代议制民主中的一些要素,并使责任关系变得更加模糊和复杂。     

董事会与监事会

董事会与监事会在股份制企业中。董事是股东的代理人。董事与股东的关系是信托关系．受托人是董事，委托人是股东。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东大会选举的方式进行委托，产生董事；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股东会议选举或委派的方式进行委托，产生董事。股东作为委托人应赋予董事代表股...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管理的新范式

一、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从 2 0世纪 70年代开始 ,诸多公共管理学者把经济学的若干理论 ,诸如经济人、理性人假说、公共产品、用者付费、交易成本、市场竞争、顾客至上、公共选择、承包租赁、委托代理制等理论引入到行政管理的实践 ,在创造和发展公共管理学的同时 ,也有力地指导了西方国家政府管理的改革实践。1、利用经济学关于社会成员 (个人或集体 )的“经济人”假说 ,提出了“共同治理”的理论。“经济人”假说认为 :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追求个人利益 ,由此会产生对社会的积极行为。作为政府及其管理者应该善于利用和保护这种积极行为。…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行政成本分析

委托-代理关系为行政成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政治领域内客观上存在着双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一级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的缺失是导致行政成本过高最主要的原因。因此,让“初委托人”归位应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重点,具体的措施可以在制度、组织和技术的三维视角下选择契入点,以保障初委托人的归位。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基于企业、社会、政府的三元结构视角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和社会期望的提升,使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然而在现实中,它的推行却出现了困境。在社会三元结构视角下,地方政府基于GDP的压力易与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达成同谋,而我国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很难形成三方的有效制衡。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使地方政府自身运作规范,并充分理解和重视企业在我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处境。企业应具有企业公民的意识,并大力培育和发展NGO,通过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互动合作,促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实现共赢。     

公民社会发展中的公民性格与公共利益关系解析

公共利益问题是多学科领域关注的重要论题。行政学界多从“公共性”存在的维度诠释其与“私域”的界限。对于公共利益的表达及其程度分析，人们主要确定了公共立法与执法的制度标准，于是政府组织、非政府公共组织就逻辑地成为主导性影响因素。事实上，随着公民社会的演进与发展，个体之“公民性格”的养成理应成为公共利益表达的基础性约定因素。本文通过对公民性格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讨论公民性格养成与公共利益表达程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图证明公民性格在现代公共管理发展中的深层意义。     

从公司治理理论看美国的政体

用公司法中的大股东与董事会的委托 代理理论理解美国大公司与政府的关系 ,大公司实际上就是大股东 ,委托人 ;政府是董事会 ,代理人。大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 ,会制约、引导甚至主导政府的政策。在美国政治中 ,存在着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大股东与董事会的联盟、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联盟。这就是美国的公司政体。     

行政道德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

行政道德责任的伦理学基础在于道德责任,道德责任不仅是自由意志(或者说控制权能)的逻辑要求,也是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行政道德责任是权力行为的道德责任,权力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控制;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与公民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要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对公民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其政治学基础在于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权力来自人民,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行政道德责任恰恰直接表现为对权力主体人民负责的责任,离开这两个理论基础,行政道德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律师——委托人”免证特权之理论探析

“律师一委托人”免证特权是英美法系中一项重要的证据法规则。本文以刑事诉讼为视角，考察该特权的产生、历史演进，阐述其理论基础；从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委托人两个方面，分析该特权的权利归属，并结合该特权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性，进而推导出“律师一委托人”免证特权的法理导源——无罪推定原则。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保障辩护权行使、维护委托人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三个方面阐述了“律师一委托人”免证特权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