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刑事案件中,证人证言只有在查证属实之后方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而证人出庭作证并且在法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是查证证人证言是否真实的最好的方法。但在我国现状,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是庭审中的一大难题。旧刑事诉讼法在证人出庭作证上的问题虽然通过新刑诉法解决了许多部分,但同时也有不明确的地方。庭审方式改革的成败是在于如何使证人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因此,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对刑诉法的改革有很重要的意义。     

论儿童证言的证明力及儿童证人的出庭

证人证言是刑事案件审判常见的一种证据形式,几乎每一例刑事案件中都有,但是相较于成年人而言,儿童证人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尚不完善,属于脆弱证人,控辩双方常常就作证能力、证言证明力等方面产生争议。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提高证言质量,需要规定儿童证人适用特殊的作证规则和质证规范,如运用证言补强规则、创新庭审方式、设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和加强儿童证人保护等。     

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的心理性应激源及其消除

国内外学者对于“未成年证人保护”这一课题的研究多限于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中大都关注未成人证人的作证能力问题，本文从社会心理学中“心理应激”概念是其危害性入手，借鉴各学者对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保护的研究成果，探索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心理性应激源以及消除未成年人心理性应激源的措施，文章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盲目的追求事实真相而忽略未成年人证人权益保护的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包括：一切未成年人的评价证言只能通过当事人申请由法院来调取，除未成年证人和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外，未成年人可以无理由不出庭，对未成年证人的语言采取特殊的质证程序，涉及未成评价的案件在媒体宣传，，文书制作上也应采取特殊方式，以既保证案件准确及时的审理，又保证未成年证人健康，快乐的成长.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标志着在我国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然而未成年人证词在刑事诉讼中应用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供述、未成年人被害人的陈述、未成年证人的证言进行区分研究,忽视了三者之间的不同性。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应以证明过程为进路,在符合证明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刑法来进行研究,同时引入社会控制理论对未成年人不法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鉴于未成年人年龄范围较大,现阶段对其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应用中难以统一标准。在改进路径方面,应当从限制未成年人证词应用、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收集制度、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真实性、重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辩解合法性和完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补强五个方面出发进行完善。     

新刑诉法适用下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研究

为了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犯罪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协调工作和配合,实现最大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同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基本信息,而且也要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证人权益保护的特殊原则

明确未成年人具有作证资格，只是对未成年证人权益保护的“浅尝”行为。现行作证制度中的基本理念看直接适用于孩子，必然会对未成年人不成熟的生理、心理产生伤害。因此，建议建立未成年证人权益保护的特殊原则，即拥有作证特免权原则、不出庭为主出庭为辅原则和隐蔽作证原则，以期充分保护未成年证人的合法权益。     

论拐卖犯罪中的儿童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为了使拐卖犯罪被害人(包括儿童被害人)避免遭受二次伤害,也为了成功地识别和起诉拐卖者,建议依据《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及其母约,借鉴加拿大、美国、泰国等国的做法,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刑事诉讼法》第62条关于特殊案件的特殊证人保护的规定,使拐卖犯罪的儿童被害人及其亲近的人在必要时获得隐私、身份和人身方面的保护。同时,制定专门的保护性法律,使处于政府照看之下的拐卖犯罪被害人以及参与拐卖犯罪案件调查、起诉或审理的被害人获得人身保护,而不以被害人参与或同意参与相关刑事程序为前提。为了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特殊保护,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通过专门条款对参与作证的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隐私、身份进行保护。     

未成年被告人庭审翻供探讨

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未成年被告人在庭审中翻供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显得比较突出。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充分证实犯罪,打击犯罪,达到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本文拟就未成年被告人庭审翻供原因、认识及工作中的重点谈一些意见。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兴起。各地纷纷探索,社会调查报告出现在法庭之上,对法官量刑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证据的概念及特点研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其报告人、形式要件、质证程序都有自身的特点。     

未成年犯罪被害人救助中社会工作的介入和运用

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缺乏足够的事件处理能力,当其遭遇侵害时,往往手足无措.因而,社会工作介入犯罪被害人的救助是十分必要的.笔者将从多个方面、多重身份对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工作展开探讨,希望为构建未成年被害人社会立体保护网出一份力量.     

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改革方向

我国现行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部门政策推动、检察机关主导和社会支持体系薄弱。相关特征既促成了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迅速发展,也成为制约其实践效果的主要因素。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既要立足于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还应确保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符合国际标准。未来的制度改革应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确立多部门联动的综合保护工作模式;二是推动办案机关与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建设;三是完善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具体规定。     

儿童证言基本问题探讨

<正>【主题导引】儿童证言等相关问题一直以来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一些国际公约基于对儿童的保护,强调了儿童在司法程序中享有的权利,尤其是当儿童成为诉讼中的证人或者被害人时,人们寻求保护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保障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平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同时,《关于在涉及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事项上取得公     

刑诉法修正与少年案件审理

刑诉法修正后,庭审方式将由法官为主的纠问式改变成为以检察官为主控、律师为辩护的控辩式.如何在新的庭审方式下继续保持对少年的处理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保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自身特点,有许多新的问题亟需研讨:一、关于庭审教育阶段是否予以保留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30条的规定:“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后,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可以进行庭审教育,公诉人和诉讼与人可以困绕下列内容进行发言:(一)教育少年被告人正确对待审判;(二)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初论

实证调研发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而我国对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存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空泛、具体诉讼程序中缺乏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专门保护的细化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保护不力、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立法缺漏、刑事执行环节的跟进保护乏力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立法上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应从加强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细化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保护程序和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保护,以及构建完善、系统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中未成年被害人因素的考量

基于对犯罪人人权保护的关注及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却忽略了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关注,使未成年被害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权益受到挤压。在当下校园暴力案件高发,未成年人受害严重的情形下,对未成年犯罪人保护绝对主义的刑事政策应当及时纠偏与修正,以对未成年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双向保护为原则,在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同时,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贪污贿赂案中证人拒证心理成因及对策

由于贪污贿赂案件的特点,证人证言对于证明犯罪的有无、轻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实生活中,证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配合侦查机关作证。侦查机关为了能顺利取得证人证言,必须对证人进行分析,找出证人不愿作证的心理原因,有的放矢,各个击破,完善贪污贿赂案件的证据。     

未成年被害人权利宣言

未成年被害人是指直接因刑事犯罪而遭受肉体或精神伤害，或遭受财物损失或损毁的18周岁以下的任何人。未成年被害人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未成年被害人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被害以后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关于未成年被害人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未成年被害人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审查批捕阶段为视角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在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同时，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降低再犯罪率。我国检察机关已逐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但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且适用的诉讼阶段以审查起诉阶段为主，此时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已经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从而降低了和解制度的价值，本文建议从审查批捕阶段开始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以弥补上述缺陷，充分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

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我们的关注点常常集中在犯罪的预防上,期望通过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等各种犯罪措施,来控制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其实,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犯罪人、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被害人学研究的大量成果表明,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同样可以达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之目的。大量研究表明,现实生活的未成年人被害与未成年人犯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未成年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的角色往往是不固定的。从预防犯罪角度看,预防未成年人被害与预防     

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证人证言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一种,对证明案件事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证人出庭提供证言关系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证人出庭作证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依然不容乐观。证人出庭率还维持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证人出庭作虚假证明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程序设计和立法的不尽完善。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既要强调证人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同时也要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加强证人的权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