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发家史(上)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     

我与父亲杜月笙的往事(上)

遥远的父亲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李雪峰和我父亲纪登奎的一段往事

李小林约我为纪念她父亲李雪峰写点东西,这使我有点为难.对我父亲纪登奎过去工作上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对李雪峰和我父亲之间曾经有过什么工作关系和交往,也了解不多.我想,我就从李雪峰最初在我心中的印象谈起吧.……     

剪报情思

今年回国过年,临返美前收拾行李时,爹爹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我知道他多想像以往一样,能帮我紧紧行李带、过过秤……但他,已经力不从心了.我不敢多想,免得酸楚的泪不争气.我劝爹爹去忙他自己的事儿,尽管我知道:和他这样近距离的相伴,已经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爹爹仿佛想到什么,从书柜里拿来了一只大信封.里面抽出来的,全是国外中文报上发表过的我的陋文.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后,寄给他的.爹爹语气平缓地告诉我:"你发表过的文章,我收到的,一篇不落地全收在这只大信封里."爹爹没有往下说,我更是答应着看了一眼,便赶紧别过了头.     

谁是侵略者

真是矛盾无所不在:我要依靠无花的石榴小树给我造成南窗阳台一片浓荫,可是近期却遭到了两重干扰.人定胜天的说法要看条件,我和它们相斗,结果尚未可乐观.第一种干扰来自一些看不见其动态,只能看见榴叶上大小不同的一些白斑的虫群.它们未必是存心和我作对,不过为了生存却咬坏了我的榴叶.我不能袖手旁观,只得用手把看到的白斑弄掉.手指一捏,白斑中挤出的浓液将手指染上灰墨色,不疼不痒.这种虫子不怕我的杀虫剂,似乎也不怕我无情的手指,因为第二天叶上又出现了许多白色虫包.我那除恶务尽的努力,竟然无济于事.     

我为什么去韩国留学

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在我成长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是他们眼中的乖乖女.如他们所愿,上高中时我选择了理工科,并顺利考入大学,专心学习母亲向我建议的计算机专业.虽然几年前我就离开了父母怀抱来到了韩国留学,然而,我还是继承和遵循他们的观念,以为只要学习好,未来就会有幸福生活,尽管我并不喜欢我的专业.那时,恰逢学校有与韩国大学交流的项目,凭借着优异成绩以及家人的支持,我在2009年踏上了留学之路.     

我为抗大校歌谱曲始末

1937年10月我从山西来到延安,等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11月初,中组部分配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去担任音乐工作.第二天,我去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那里报到,他和我谈了话,要我负责抗大的歌咏工作.大约10天左右,中央宣传部的朱光同志来和我谈,告诉我凯丰部长写了一首抗大校歌的歌词,希望我作曲,我告诉他请把歌词拿来,我很快可完成.大约凯丰同志写完后还要拿去请毛主席审阅,之后才能交我作曲.两三天后,朱光同志就把词拿来了,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词写得很精美,内容很精深,立足点很高,看得很远,且有鲜明的形象;文字很精练,形式也很完整,很符合谱曲的要求.当时我就告诉朱光同志,一两天就可完成,请告诉凯丰部长放心.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这样保证安全

“请把相机留下”.当我走进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下称埃塞航空公司)总部大楼时,门卫这样要求着.“我是来采访、摄影的,事先已有约会”.我表示不乐意.“这也不行.这是我们的安全制度规定的,照相机不能带进大楼.”门卫很客气地解释道.正在我们交谈时,接待我采访的销售部经理马科宁从门外进来.他同我寒暄后,就     

我在“文革”中执行保卫首长的任务

“文革”期间进驻清华大学 1968年4月中旬,张耀祠团长打电话给我,讲:“老古,你那里没有什么事情了,干脆回来吧,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把我忙死了.”我知道现在警卫团的团首长都分别带队参加“支左”工作,家里的警卫工作很忙.我在电话里说:“好啊,我把这里的工作交完就回去.”随后,我将针织总厂的工作交给孙毅,回到警卫团.     

参加卢旺达的婚礼

我在卢旺达期间,结识了一个叫卡娅斯的当地姑娘.十月的一天,卡娅斯邀请我参加她姐姐卡西斯的婚礼,我正想了解当地人的风俗,便一口答应了.我们约好星期天早上,卡娅斯在我住处的大门口接我. 　　……     

飞机里的“罗曼蒂克”

挥别送我来机场的亲人们,我恋恋不舍上了飞机.与我同行的是28岁的上海女生小红和29岁的杭州男生小刘.小刘是旅行社的导游,通过他我认识了小红,她也去加拿大留学,还与我同在一所学校.所以,上机前,我爸已和她们家通过好几次电话,为的是让这个姐姐在日后的生活中照顾我这个未出过远门的妹妹.     

父爱如山

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个有点不通情理的严父.平时他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仿佛根本就没有家的概念.但每当我在外面惹是生非时,皮肉之苦就会如影随形,而且都是拜他所赐,也从来不问青红皂白.为此,我心里很抗拒,又无可奈何,谁让他是 我爹呢.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从来没有恨过他,也许这就是血缘关系的伟大之处.文革期间他被批斗时,我甚至想代替他受苦,虽然这只是出于一个男孩朴素的情感.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上)

偶然被胡耀邦认识 　　我很早就知道胡耀邦,但当时胡耀邦并不认识我.他是我的父辈,比我大差不多30岁.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     

沙漠生死战:“神驼”与野狼同归于尽

一 在木祖克大沙漠北缘的卡美尔部落,卡美尔的英文是“骆驼”,骆驼是卡美尔部落的祖神,酋长卡美隆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第十七个儿子.父亲与卡扎菲的关系甚密,于是我在三年前成了这位总统的卫士.为此,父亲曾非常骄傲.我回到部落后整整睡了三天三夜,父亲骑着他的神驼来看望我.“行了,你也该出去透透风,到我们的木祖克大沙漠去看看,也好将卡扎菲忘了吧.”父亲说: “我把我的坐骑神驼赐给你几天,出去走走.”     

记忆里的三位军人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大灾难.在抗震救灾中,人民解放军冲到最危险的第一线.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令我心潮澎湃.也让想起曾经交往过的三位军人,我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汲取了正直、善良、诚实、勇敢的人生力量.他们的高尚品德和人生智慧时刻激励着我,感召着我,使我受益终生.……     

改革之初的读书活动

1978年,当中国大地吹响改革的号角时,全国顿时掀起了一股读书求知的热潮.当时我25岁,在一家水泥厂当了8年工人.我不甘落伍,也加入到了读书求知的行列中.由于我刚进初中就因文革而终止了学业,文化程度低,读理论科学方面的书有些困难,我就把读书的方向定在了文学、历史方面.那时,我是电焊工,上班十分辛苦,劳累天后我抖擞精神,开始捧书本学习.     

魏红:“女人并不比男人差”

你说我的事业一帆风顺?不不不……这些全是表面的,能有今天,我不知蜕了多少层皮.西盟县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境,24个民族,72%是佤族.我出生在一个佤族小山村.母亲是个公社干部,父母打破不送女孩上学的习俗,送我上学.母亲常常对我说:我们佤族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没文化.还说,不管做什么,都要任劳任怨.这成了我以后做事的原则.在法院工作的7年中,我的两个儿子先后出生,每次休完56天产假,我就背着孩子上班——那会儿请不起保姆.许多工作需要下乡,有时一去就是10天半月,我又要强,从来不以孩子小为由不去.好几次,背着孩子走几十里山路去办案,太阳很毒,孩子中暑了,浑身热得烫手,吐了一路……现在想起来就揪心,幸好孩子的身体没落下什么毛病.     

沮丧的办公室

我从哥伦比亚大学传媒系毕业后,老爸与老妈费了一番周折,帮我跨进了大名鼎鼎的维亚康姆电视集团.我荣幸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一角得到了一个席位.我很兴奋:刚一起步,便与CBS的高层领导同处一室,看来我可能前程无量了.     

毛泽东晚年生活的片段回忆

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道县惨案”幸存者自述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