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从官僚制向合作制的转变

20世纪后期以来,对官僚制的批评此起彼伏,然而,用什么来替代官僚制?一直没有作出成功的探索。其实,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生产和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造就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但当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再适应这样一个个性化时代的要求,致使对它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下,人类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是合作制组织。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迹象都表现出了对合作制组织的渴求。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我国官僚制弊端

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的西方当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在欧美这一理论指导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西方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实践对官僚制进行的现实超越,代表着未来世界各国行政模式选择的必然方向。我国现行的官僚制是作为一种古代官僚制的传承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官僚制来说存在诸多缺陷,属于前现代官僚形态。要充分认识欧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在对理想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等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运动与模式的借鉴中克服我国现行官僚制弊端,实现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塑造——对企业化政府的冷思考

理性官僚制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推崇企业化政府理论。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经验,超越传统官僚制,建构现代官僚制,才是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塑造的理性选择。     

政府与公民合作理念的深层思考

以往各国政府都采用了官僚制组织模式,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其弊端不断显现。时至今日,公共行政应该弘扬一种以合作理念为主导价值的服务行政治理模式。这种合作理念是诚信、平等、谈判与监督诸理念于一体的综合价值体系。对传统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及其官僚制反思与扬弃,弘扬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理念是通向未来服务行政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途径之一。     

人本原理与官僚制的冲突

人本原理是现代组织进行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之一,它体现了人在组织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官僚制是当代政府的主要组织形式,它的运行机制恰恰违背了人本原理,同人本原理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中国的公共行政在借鉴并超越官僚制时,必须正视官僚制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正确贯彻人本原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工作效率。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行政组织理论的基础,是西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虽然其现实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但对于体制转换中的中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借鉴理性官僚制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好平衡点,才能使行政组织既可被预测又有效率和效益。     

对完善中国目前公共组织形态的几点思考

20世纪初,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官僚制模式。然而,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来看,中国目前尚不能完全抛弃官僚制的组织形态,而是应该通过弥补中国官僚制运转中的种种不足,同时借鉴新公共管理中的某些积极因素来改进中国的公共组织形态。但是,在借鉴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理性官僚制:危机、突破与回归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由于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需要 ,以及各理论学派观点的差异 ,由威尔逊和韦伯等创立的理性官僚制在近百年中先后经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 1980年以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理性官僚制进行大胆批判并欲求在理论范式上突破这种盛行于公共组织百年的官僚体制。然而 ,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使我们发现 ,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 ,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突破其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僚范式的回归。     

公营部门离“以人为本”还有多远

进入二十一世纪,管理界更是将人本管理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不仅私营企业甚至公营部门都在积极探寻这一道路。中国公营部门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把握管理目标的双重性,对人性进行正确定位,注重目的与手段的协调。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超越科层制:对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思考

科层制作为20世纪的政府管理模式,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科层制本身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它所造成的公共权力异化、伦理道德缺失和僵化、低效率,已经成为当代政府无法根治的痼疾。中国政府目前以科层制为取向的改革,难以解决行政体制中存在的各种难题。中国应该超越科层制的束缚,努力创新,寻求更加合理的制度模式。这是当前行政改革必须明确的目标。     

周恩来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简论

官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大敌。周恩来同志对官僚主义一贯深恶痛绝,并形成了丰富的重要论断：官僚主义表现论;官僚主义危害论;官僚主义根源论;官僚主义消除论。     

摒弃还是完善：我国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取舍抉择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理论界也随之出现了超越官僚制、摒弃官僚制的呼声。官僚制的确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摒弃官僚制还言之过早。我国的官僚制发展还很不充分,因此在我国行政改革中对待官僚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发展完善官僚制而不是摒弃。     

官方舆论与依法治国－晚清中央机关“清议”群体现象个案分析

管理国家要求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官方舆论属于德治范畴。清流派清议代表了晚清官方舆论 ,它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儒家道德规范。清流派以实际行动在实践着他们一贯坚持的官方舆论 (德治 )与以大清律例为准绳办案 (法治 )二者并重的主张。其官方舆论披露了官吏营私这个吏治腐败的焦点问题 ,通过 5个重大案例又反映出官方舆论在依法办案、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