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能动司法的制度规范与保障

我国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其关键在于检察机关的司法能动缺乏应有的制度规范和保障。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应当确立正当的能动司法观念,并与司法克制主义相统一,在此观念基础上,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制度及监督制约机制予以规范．将不同诉讼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相互衔接和协调,并在相关配套保障制度方面加以完善。     

特别程序与检察监督——以刑事和解程序为视角

特别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是指“适用于特殊类型的刑事案件和特定的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诉讼程序”。广义的特别程序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等。狭义的特别程序主要指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的4种特别程序，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在维护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恢复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不完善和立法上的缺陷,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改革和完善刑事和解程序,要确定刑事和解的标准,明确规定和解方式和赔偿额度,明确司法机关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浅议

刑事和解是刑事法制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回应,与多元治理、互动治理、有效治理的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相契合,但该制度对传统刑事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使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从绝对走向相对,可谓价值与风险并存。对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应严格掌握适用范围,对自愿性合法性必须进行司法审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侦查终结是适用刑事和解的基本前提,从宽处罚宜适度和规范。     

对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的探讨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理论上存在争议，各地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致。对严重暴力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具有法律依据，符合刑事责任承担中合作性一面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有利于维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且并不违背公平正义的要求。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存在功能性缺陷和相关法律制度缺位的困境。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困境出发,具体在立法选择和程序设计上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如何合理构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该程序加强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设立了较为宽泛的被害人保障制度。但由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置、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部分立法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被害人的保障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设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及时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且重点应体现在及时性上，可在程序设置、法律适用、制度构建、程序救济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试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以检察机关工作为视角

一、刑事和解的渊源与意义 刑事和解作为近期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事物,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尤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强调司法机关在严格遵守法律、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注意适用宽缓制度与措施化解社会矛盾,适应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无疑对于司法机关现阶段的指导思想与各项实际工作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产生以来，已形成了平衡、叙说和恢复正义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注意分清刑事和解与“私了”的本质，明确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设立刑事和解调解委员会并健全国家刑事损害补偿机制。     

行政诉讼的和解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当下的行政诉讼中尚未确立和解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较多应用,根据目前的制定法来看也并未明确排除和解制度。在行政纠纷解决的需求当中,主张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呼声日益增高,和解为行政诉讼提供了一个灵活与多元的解决方式,有其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推动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厘清和解的主体、客体、程序等构成要件,明晰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范围及原则,阐述和解的启动、进行、终止的具体程序,明确和解协议的效力,以期实现案结事了。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实践困境及其出路

在法律规则层面,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国目前已逐渐形成由刑事速裁程序、"轻刑快办"以及一般简易程序组成的多元化、层次化的刑事简易程序体系。但在实践层面却存在着简易程序适用率偏低、简易程序案件未决羁押不当适用等程序失灵、异化现象。唯有回归理性思维,尊重司法规律,才能使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回到正轨。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野下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和解制度再思考北大核心

“枫桥经验”作为群众广泛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成功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但其精神内核“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直被保留下来,并在不同时代得到传承、充实和发展。民事检察和解制度体现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解决纠纷双重职能,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体现。《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对民事检察和解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检察和解应遵循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但有关检察和解的适用条件、具体情形、和解程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应区分不同申诉案件的类型,针对具体情形判断是否适用检察和解。检察和解应按照启动、磋商、审查、备案以及提出检察建议等程序展开。检察和解的性质类似于执行和解,和解协议效力不能取代原来的生效法律文书,也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     

简析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

当前无论是在法律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都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大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和经验。综合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国家关于刑事和解的理论,结合当前法律法规及刑事司法政策规定,可以给刑事和解做如下定义:在发生引发刑事和解的法律事件之后,在中间人的调解之下,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或不直接的联系,正视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然后双方达成赔偿和解协议,从而为最终解决刑事法律事件创造必要条件。     

抢劫罪适用死刑的司法控制

法理上将抢劫罪区分为基本类型的抢劫罪、结果加重类型的抢劫罪与情节加重类型的抢劫罪,这种划分符合我国刑法关于抢劫罪死刑设置的原意,且更有利于运用加重构成理论以及其未遂形态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必须严格遵守死刑程序用尽原则。在对抢劫罪进行死刑司法控制时,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犯罪对象等,同时必须考虑其是否存在酌定量刑情节,通过刑事和解结案,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而且还可以起到限制死刑的作用。     

中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模式选择

中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未有刑事和解制度之规定,但这一制度确有存在之价值。且中国有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之文化基础、法律基础、刑事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所以,探讨中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模式选择有其现实意义。     

以被害人为视角论刑事和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刑事和解(vi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从刑事和解的定义来看,一是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互动是构     

刑事和解理论基础新探

西方学者认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为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我国学者认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应当分为哲学理论基础和法学理论基础,哲学理论基础包括和谐社会理论、恢复正义和功利主义理论,刑事和解的法学理论基础包括诉讼主体性理论、诉讼契约理论、刑法谦抑和刑罚个别化理论。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探讨

刑事和解制度是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体现了个体公正与整体公正之间的平衡,并在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刑罚目的、推进刑事民主化、改革重刑化的刑罚体系以及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障碍,但追求和谐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人民调解制度的经验积累,都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高度一致的,对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落实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因此我们要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不断地丰富刑事和解的理论     

刑事案件和解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是刑法领域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重视,各国都根据实际情况对它进行本土化改造.刑事和解作为一项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化解社会矛盾,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雏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