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工作发展研讨会综述

正由上海市民政局与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主办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工作发展"研讨会于2014年1月8日在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召开。本次研讨会共聚集了政府领导、企业负责人、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代表等50余人。国际救助儿童协会上海项目经理、企业责任咨询创始人贾影作了题为"企业参与社会公益的路径与挑战"的主题演讲。他提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的新路径:将公益项目产品化。首先,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时要选对人,选择与企业理念一致的社会组织。其次,为实现公益项目产品化,要做到     

利公还是利他:中西方公益众筹“公益”表征差异及其社会根源

利他性质的慈善众筹在我国目前公益众筹项目中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利公性质的公共物品众筹却发展迟缓,这种"非均衡"发展状态不仅严重限制了公益众筹的效用范围,还会诱发慈善骗捐、众筹信誉受损等棘手问题。中西方公益众筹在受益群体、利公范域、公众参与形式多个"公益"表征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公益众筹更加寻求"利公"和"利他"价值的均衡实现。差异产生的社会根源既包括大众认知、福利文化、社会关系等社会层面事实,也有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众筹政策环境等行政层面因素。为推动我国公益众筹均衡发展,更好发挥其在公共利益促进方面的积极效用,需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构建"监管—治理"协同化众筹政策体系,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公益众筹实践,积极引导居民参与线上—线下联动式公益众筹。     

社区治理中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研究

以社区治理项目为研究单元,对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对参与社区治理项目的价值认同推动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建构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资源互补,与受助者在社区治理中的共同决策是合作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中,行业协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公益平台、协调推进、宣传推广的作用。研究说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参与社区治理可以成为企业履行社区责任、发挥社会治理效应的常态。     

对完善公益机构法律机制的探讨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不是惟一来源。公益机构具有缓解社会政府社会服务供需矛盾的巨大潜能,因为其非官方性和组织性等特点,使其在调动企业所掌握的巨大的公益资源方面具有很多优势。中国的公益机构及公益事业的成长和发展尚处于不成熟时期,只有先定好了规则,“游戏”才可以有序进行。积极完善社会公益活动法律机制,是促进国家公益事业发展的前提。     

公共协商:企业参与农村社会福利供给的路径探索与共同富裕——基于吉林省白山市某案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福利供给,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吉林省白山市的BMZ公司为个案,对其参与当地DS村福利供给的案例进行全面剖析,研究发现,传统“单向参与”模式下企业参与农村福利供给面临着福利供求结构失衡、参与方式阙如与行为失范等一系列困境,这些问题掣肘企业参与社会福利的功能释放。究其根源,企业以“工具性”为核心的功能定位的福利供给,忽略农民农村的社会、文化需求和经济利益,使农村福利发展陷入了悖论。实践表明,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公共协商”模式在满足农民基本需求、防控农村社会风险和促进农民生计发展等方面效果显著,这为企业参与农村福利改善、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路径参考。     

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四维度信用体系构建

信用体系构建是信用经济时代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维系虚拟经济合理发展的关键举措,其构建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可以从政府、社会、企业、个体四个维度展开对信用体系的构建。政府是信用体系构建的主导,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市场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加强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力度,确保虚拟经济有序运行。社会是信用体系构建的中介,要推进社会信用中介行业协会或组织的发展,发挥优秀文化的育化作用,开展全社会诚信教育实践活动。企业是信用体系构建的重点,要积极推进企业同金融机构的联动发展,加强企业内在信用品质的培育,加快企业外部信用环境的打造。个体是信用体系构建的关键,要加强个体信用教育,着力推进金融管理人才信用建设力度,加快个体信用品质的培育。     

环境公益诉讼中我国法院的公共政策形成功能

环境公益纠纷已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化问题,但却很难获得司法救济,如何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挑战。现代法院的地位、作用与传统法院相比,变化明显,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发挥现代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判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的现实方式仍然是司法解释,环境判例是我国法院参与环境公共政策形成的最佳方式,应当确认最高人民法院环境判例权。     

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     

网络虚拟道德的内在理路及其论域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改变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并催生出继陆地、海洋、太空之后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社会空间场域——网络虚拟社会。以善恶评价方式来调节人们活动行为、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德随着人的虚拟化生存"入驻"网络虚拟社会,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网络虚拟道德。网络虚拟道德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技术条件、社会背景和实践载体。网络虚拟道德本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生活,与传统道德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网络虚拟道德的论域,其研究的主旨是重点关注个体道德的发展,涉及的领域属于社会公德的范畴,学科的归属为技术伦理学的分支。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组织平台创新与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以宁波市江东区“社区网络发言人”建设个案为例

虚拟社会源于现实，也能动地作用于现实，并促使现实社会的转型发展。但它同样也是把双刃剑，很可能形成对现实社会的侵扰，破坏政府公信力与社会秩序。在网络迅猛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必须加快推进组织平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提升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亿水平。宁波江东的“社区网络发言入”队伍建设对于提升虚拟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极具现实和启发意义。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

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基于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对话、讨论而达成最大限度“重叠共识”的治理形式.而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则是社会管理的关节点.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存在着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倡导参与、对话、讨论的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社会管理的发展与创新,而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则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全面“铺展”.以协商民主和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建构.     

上海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创新发展

2009年4月至5月，政府购买服务的创新实践——上海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分别拉开了帷幕。此后的3年多实践中，上海公益招投标工作平台委托事业单位负责创新探索，公益创投工作平台委托社会组织负责创新探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方式变革——基于“机器类人化”现象的分析北大核心

“生产方式”是理解劳动过程、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概念,其本身具有的复杂多义性,在“历史—社会”“技术—动力”“经济—阶级”多重维度上构建并反映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生产方式,“机器类人化”现象成为机械机器向智能机器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以“技术—动力”维度作为考察生产方式变革的直接切入点,进一步分析“机器类人化”在生产方式工具价值中的具体表现,结合生产方式的三个维度从其总体逻辑、工具逻辑和关系逻辑三个层面阐明生产方式的“变”与“不变”,是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变革内涵、把握生产方式变革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关键。     

上海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创新发展

2009年4月至5月,政府购买服务的创新实践——上海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分别拉开了帷幕.此后的3年多实践中,上海公益招投标工作平台委托事业单位负责创新探索,公益创投工作平台委托社会组织负责创新探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7月,公益招投标工作平台和创投工作平台创新发展,进一步合并为上海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平台,标志着上海公益招投标工作创新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此大背景下,梳理回顾上海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工作成效,研究展望其发展趋势显得尤为重要.     

数字技术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执行框架的案例研究

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技术应用对村民参与的促进机制有待深入探索。借鉴技术执行框架,通过一个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在数字平台建设中,乡镇政府融合了包括场景映射、技术容纳和便利互动的技术应用创新,以及利益兑现、治理整合和角色归位的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共同面向参与的动力、行动与有效性,构成了按参与“分配”、功能集成,以及权能塑造的村民参与促进机制。作为启示,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当关注数字技术执行阶段,注重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     

探索“一支部一特色”显成效

如何使企业党组织成为把握方向、引领发展的主导力量？2011年，五四有限公司党委把深化创先争优主题活动聚焦到光明食品集团“保八争九”和五四“三年翻番、两年实现”战略目标，将“一支部—特色”为载体的党建创新工作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批基层党组织在融入经济、参与管理的探索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     

谈特区“三资”企业的监管与服务

我国创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特区以及在特区创办的“三资”企业，是奉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来的新生事物。经济特区“三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必然碰到在实践逐步加以改进和完善的事大问题。“三资”企＊的成长与发展，已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特区活力强劲的企业群体。实践证明，经济特区“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对经济特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政府有关的必要的监管体系尚待建立和健全，加上如何有效地对经济特区的“二资”企＊实施必要的监管，在实践中也碰到“二难”境地：一方面为吸引资金、技术…     

公益事业发展的社会组织参与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公益事业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需要,也是公益文化建设和公益精神发展的促进。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作用,要正确处理社会组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机制及公信力等问题。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公益协作关系;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新渠道;提高社会组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能力;加强杭州特色的公益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