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进行了“全面且大幅度”的调整,其内容包括:振兴传统化石能源与核能行业、加速实现“能源独立”并扩大能源出口、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打破美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气候规制约束.特朗普政府调整能源与气候政策的主要动因包括三个方面: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在思想理念上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并且在利益上与化石能源企业关系紧密;力求促进能源产业工人就业并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致力于打造美国的国际“能源优势”.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将对国际能源格局和气候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加快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的重要战略棋手;世界能源市场在中短期内供过于求,能源投资赤字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全面倒退,国际能源与气候政治更为复杂;中美能源贸易合作将取得进展,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新支柱,但气候治理合作却会陷入困境.     

日本碳中和战略及其前景北大核心

2020年,菅义伟内阁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凸显其争夺构建全球气候新秩序主导权的雄心。为实现碳中和及2030年减排中期目标,日本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绿色财金体系,打造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但仍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如期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并不容易。     

核事故、能源结构调整与国际气候合作

福岛核事故将对各国能源结构调整和国际气候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从短中期来看,部分国家将对核能产业实施紧缩政策,化石能源比重可能增加,在国际气候合作中作出积极减排承诺的意愿也将降低,国际气候合作可能继续陷于僵局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需要通过追求核能安全来维护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国际碳中和发展态势及前景北大核心

随着《巴黎协定》的全面实施,碳中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宣布碳中和目标,采取更严格的减排措施,国际碳中和行动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但各经济体之间尚存在较大政策和认知鸿沟,碳中和行动的不对称和不平衡性依然突出,各国内部也面临政治经济及技术等诸多挑战。部分国家过于激进的减排目标和气候问题政治化倾向,引发了国际能源价格飙升、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竞争加剧等一系列冲击。为顺利推进全球低碳转型,恰当的减排战略和节奏不可或缺,各国需把握好发展、安全及环保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以建设者的姿态深化国际低碳合作,积极缩小全球碳中和鸿沟。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南亚可再生能源的合作形势与发展路径

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世界多数国家明确宣布了各自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碳中和已成为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观。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蕴藏丰富、类型多元，开发潜力巨大。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先进、产业链完备、经验丰富，与南亚国家优势互补，且具有共同的发展诉求、扎实的合作基础、广阔的合作前景；但也面临着来自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多重挑战。在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和南亚各国应该树立命运与共的能源合作理念、发挥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优势、搭建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平台机制、拓宽可再生能源合作的领域范围，加快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兼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及合作机制分析

金砖国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各成员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金砖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及其逐渐形成的合作机制开始引人注目。此外,气候问题与各国经济及能源领域的密切关联也使气候合作得以成为金砖各国深化合作的重要动力。本文将根据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等客观因素,具体分析它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和具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影响。     

欧盟国际气候政策中的消极因素

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美欧气候领导权博弈背景下巴西亚马孙政策的转变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与欧盟这两个关键的国际行为体围绕不同类型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亚马孙地区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围绕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博弈促使双方竞相在亚马孙问题上表态和介入。这使巴西对亚马孙地区的治理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巴西的亚马孙政策从对抗外界干预、维护亚马孙自主权转向主动作为和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以增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合法性和灵活性。通过政策调整，巴西既维护了自主，又在国际社会得到一定范围的理解和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成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主导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美欧未来围绕气候领导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巴西也将持续面对美欧双方的共同施压。卢拉再次就任总统后，将联合气候立场相近国家，尤其是团结雨林国家，通过开展更积极的多边合作应对美欧的压力。从这一维度看，中巴双方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国际气候安全与气候技术合作困境与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带来严重的国际安全风险，气候问题已经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气候安全的治理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技术的选择及其全球普及程度。当前，国际社会积极利用先进气候技术实现气候安全面临着多重困难。文章对国际气候技术合作存在的障碍、未来合作方向和机制建设进行梳理，并以中美气候技术合作为例，探讨克服气候技术合作障碍的可能路径。解决气候技术合作难题，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和行业技术规范的供给。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碳排放国，宜进一步加强气候技术合作，履行大国责任，向发展中国家积极转让清洁能源技术，并借此契机重塑彼此互信，扩大科技领域的合作空间。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际气候体制构建中的发展难题

气候系统的依赖性，使得国家间只能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因而，有效的国际气候体制安排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佳途径。国家发展问题决定着国际气候体制构建的进程和效果，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创伤，率先减排的利弊将影响国家参与气候体制的意愿。     

美国碳中和政策：主要目标、实施路径及对华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确立了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在政党之争、最高法院判决和俄乌冲突影响下,美国通过耦合经济与气候议题、征收碳关税、重塑跨大西洋气候政治议程和推动气候地缘政治重构来推动目标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美国维护国内产业竞争力、争夺全球气候领导力和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气候新秩序之战略考量。然而,这不仅对中国相关产业造成冲击,影响其低碳减排工作进程,还升级了中西绿色低碳技术竞争,为中国气候外交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为了持续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国可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深化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完善碳减排机制组合,稳妥有序推进碳减排工作进程;三是大力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加强国家绿色战略自主性;四是深度参与涉碳国际谈判,推动中国气候外交积极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

中国、日本、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分别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制定了各自的清洁能源发展与绿色产业经济振兴的国家战略，这为三国清洁能源合作与区域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中日韩在环境保护与绿色能源领域有着长达三十余年的合作基础，其过程呈现出“多层多元并进”和“新多边共治”的演进路径特点。但目前东北亚清洁能源互动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体现为政治互信缺乏与区域能源机制建设滞后并存、高碳能源路径依赖与区域绿色竞争并存、域外国家干预与新能源地缘风险攀升并存的复合性挑战。在绿色竞合背景下，中国应发挥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生产大国的结构性优势，以碳中和态势为契机从机制创新、竞争管理、区域凝合和张力缓释等维度推进区域包容性、务实性和可持续性的清洁能源合作，从而在东亚区域能源治理新秩序建构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角色。     

落实《巴黎协定》：制约与超越

《巴黎协定》是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是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纲领性文件。在主要缔约方的共同努力下，《巴黎协定》达成一年内即正式生效，转入执行阶段。但因该协定本身法律约束力较弱，加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转变恶化了履约环境，其落实进程势将面临重重挑战。长远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趋势不可逆转，《巴黎协定》中的原则、规定、理念等具有深远政治、经济意义，将影响各国气候、能源、环境等政策取向，塑造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     

巴基斯坦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明确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将进一步加强在经济、能源、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解决巴基斯坦在碳排放和能源结构调整中面临的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智慧和经验。本文运用STIRPAT模型对巴基斯坦1971至2014年影响碳排放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巴基斯坦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依次是:化石燃料、人口总数、人均GDP、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率、可替代能源与核能占总能源消耗比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率。通过对巴基斯坦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希望能为巴基斯坦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多元与竞合：气候治理中的大国领导模式变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气候领导力竞争格局也更加错综复杂。美国、欧盟已经在新一轮的气候博弈中取得一定先发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气候新政，以巩固或扩大自身的气候领导力。中国的气候领导力建设路径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相比，既存在同质化倾向，也呈现出一定差异，双方演化成竞合并存的逻辑关系。当下全球气候治理仍有很多尚未解决的关键议题，这为中国塑造气候领导力留存了一定空间。一方面，中国国际力量的跃升需要匹配适格的气候领导力身份；另一方面，在当前气候领导多元竞争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在国际气候领导力方面的突破与形塑，需选择理念型、制度型和方向型等统筹兼顾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