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观”对古代中韩关系的影响探究

“华夷秩序”在韩半岛上的建立及发展过程证明，“华夷观”对古代中国与朝贡国关系的演变具有深远影响，文化认同在地区秩序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变化社会中的乡村秩序与乡村文化

文化、制度与权威构成乡村秩序的基本要素,而文化是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曾经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和被社会革命改造过的乡村文化。这曾经是乡村秩序的基础。随着当代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古老乡村文化和包含革命文化内容的乡村文化被先后瓦解,从而动摇乡村秩序的基础。未来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演变,取决于主流文化、市场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乡村文化三者之间能否融合。在深度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中,如果乡村出现文化空白,那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这是本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大挑战。     

“关系理性”与公民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发达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要求我们必须在历史变迁的视角下,以价值判断为先导,以状态分析为根据,来构建中国发达的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特有的“关系理性”,形成了特定的“网络结构”,不利于发达公民社会的构建。两条路径: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和自下而上的自我认同,有利于中国发达公民社会的构建。     

论中国农村“法治秩序”的主体条件

改革开放前３０年 ,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是“政治秩序”结构 ,农村基层政权集经济、政治、文化为一体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 ,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者、生产者、经营者、组织者。经济的解放必然带来政治的觉醒。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中国农民创造了以法治村这种适合农村社会秩序状况的管理形式 ,这是“以法治国”方略在农村的具体落实。可以看到 ,以法治村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村社会秩序的一种规范 ,中国农村由此开始了“政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转换…     

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动员,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在变革中的乡 村场域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课题。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要处于由内生而致的权威及其执行者 的管治中;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村庄内生力量受打击但国家行政嵌入又无力维持秩序;新 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乡村社会;20世纪后半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乡 政村治"的乡村秩序格局。当前,乡村秩序对"乡政村治"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行政力量退出乡村场域和 在村庄内生秩序主导下践行乡村自治模式已势在必然。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公民身份与认同建构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形式,强化了公众获知信息和彼此联系的能力,成为公民沟通对话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建设性场域。文化公民身份从外延、内涵和深度三个层面对传统公民身份进行了修正,以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多层框架容纳包括公民身份实质维度和积极公民身份观在内的多元理念,将文化、符号、参与、认同等要素融合到公民身份体系内,为公共沟通和对话提供一种共同话语体系。社会认同建构是个体社会身份确证、心理情感归属以及观念与行为互动的过程,它通过文化公民身份这一纽带在抗拒性、规划性和合法性三种认同方式中的转化发展。     

乡土社会视野的法治

中国乡土社会的法治进程有别于城市的法治进程 ,在乡土秩序还深深影响每一个乡民行为选择的背景下 ,采取政府推进、自上而下的“乡村法治化”运动并没有取得实效 ,“下乡法律”被乡土秩序重新解读 ,维系乡土社会的规则仍被现代法律视为落后的调整方式因而需要取代的乡土秩序。换个视角 ,承认乡土秩序的有效性转而采取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的法治道路 ,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基于此,处理好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便成为构建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关键。     

农村生源大学生的城乡认同状况

社会认同是被个体纳入到自我概念中的群体身份，个体意识到自己拥有某群体身份，并且同时拥有该群体身份带来的价值感和情感联系。每个人都有多种群体身份和社会认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我国社会形成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两种文化氛围，由此形成了两类群体，即“农村人”和“城里人”。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冲突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秩序的多重变革。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有差别,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马克思“中国—东方”论说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本文以西学东渐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即马克思的“中国-方”论说为中心，具体剖析中国知识分子转化、重构西方理论资源的观念史线索，并以此追踪中国现代性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建构”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所书写的“中国形象”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传播直接参与了现代中国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形塑。关于马克思“中国-方”论说的诸多歧异与纷争，关系到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实践道路的选择。“西学东渐”的过程首先是建立在中西双方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掌握“文化霸权”，强行入侵到中国文化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深层。然而，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从未完全屈服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国文化主体建构过程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正在不断扭转这种文化不平等的现状。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论说的“重构”，集中表现在与马克思的“殖民主义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一种“反殖民主义的现代性”的逐步建构之上。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新时代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研究

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是系统化、整体化的政治价值观,决定着政治主体的政治参与、政治角色、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中国政治生态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标识,转型期以权力运行为核心的矛盾运动成为其基本演化动力。政治价值观及其价值秩序对于良好政治生态的建构具有决定意义,正确区分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及其实现形式是构建合理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前提。在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建构中,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状态形构着民主的序位,多元社会和公共责任的选择界定着自由与和谐的维度和尺度,而公正、民主与法治在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中的含义不同、实现形式迥异。     

论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思想

邓小平提出成为“世界公民”的政治前提,是对“中国人”身份和地位的肯定与坚持。以此为基础,“世界公民”包括相互联系的三重内涵: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国要努力承担起对世界的一份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应以本国建设成就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世界公民”的本质特征在于民族性和全球性的互动与统一。     

着力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秩序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但目前我国的信用秩序不容乐观。信用秩序失衡有多方面表现,形成的原因主要来自体制方面、制度方面和文化方面。为此,必须构建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和社会信用评级体系,在全国形成“信用就是生命”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     

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的转型与新价值秩序的重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价值新论

西方的中世纪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神圣文化时期.神圣文化的功能就在于:按照人们的宗教同类意识、通过社会关系来建构属神的价值认同系统(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其核心),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封建秩序所需要的伦理准则与群体生活方式.十四世纪末,伴随着中世纪步入风烛残年,神圣文化的价值认同系统也走向自我否定,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基督教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追求“至善”,实现此岸德性与彼岸幸福的配称一致——产生了普遍的绝望心理.这具体表现为:(1)神圣文化的重心从维护信仰的超     

论儒道传统文化与公民信仰

在全球化的浪潮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国文化主体性能够建构,迫切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及其价值内容作出全面的分析与扬弃。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道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出路就是把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落实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层面,即把儒道互补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资源与建构公民社会之公民信仰相结合。信仰的指向是文化与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儒道互补而衍生出“天道”、“和谐自然”、“公正”三个概念,是儒道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三个理念正是中国在21世纪构建公民社会中,培塑公民信仰所必须的元级理性信仰元素。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秩序与整合:村落多元公共空间的型构

村落多元公共空间具有强化地方认同、整合地方秩序的功能。近百年来的乡村社会变迁表明,乡土多元公共空间正在经历着结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从原有的民众、乡绅和国家的三元关系演变成国家与农户之间的二元关系,意味着原有乡土公共空间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传统治理权威的消亡。人民公社时期建立政治性社区的公共空间,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治理方式,政治性社区对村落内生多元公共空间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的改造替代了地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土公共空间急需从国家与乡土内部的糅合中发育出新型的公共空间,以维系乡土社会的整合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