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抑或互构——社交平台“数字灵工”的算法实践

算法的实践性包含算法的“物质—能动性”、算法关联行动者的使用文化和算法实践的后果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数字灵工”的算法实践可以发现，推荐算法具有数据依赖性、平台化和个性化特征，差异化的推荐列表展现的算法能动性，勾勒出以算法主导的内容可见性管理逻辑。“数字灵工”通过多元的算法知识来源和跨平台的媒介使用，形成了不同模式的算法感受和行动策略，揭示出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互动逻辑。算法实践带来的主体不确定性后果及其对算法建构的影响，体现了算法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建构。算法实践的“互构性”为迈向算法的多维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中介化爱情”之困：理解线上交友平台的媒介化与性别化

本文将媒介化引入线上交友的实践范畴，从媒介技术中介的视角窥探线上亲密关系的特征，以及对参与者形成的认知和实践层面的影响。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漫游研究法，本文发现线上交友平台形塑了一个碎片的、流动的、公共展演式的媒介景观，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个体对于亲密关系的自我认知和性别化想象。本文尝试提出“中介化爱情”这一概念，以此来阐释线上交友平台嵌入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流动性、选择性和性别化三个层面。在交友平台的语境中，个人开始接受亲密关系的流动、可变、浅层，同时学会在隐私与真实之间构筑一道基于媒介技术的“防火墙”,并在其中尝试建立基于性别平等与协商的公共规范。“中介化爱情”有助于我们反思平台、技术与性别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媒介化影响。     

数字平台“产消合一”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辨析

数字平台用户的“产消合一”现象备受学界关注,但福克斯等人的“产消合一”界定过于笼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将“产消合一”分成平台用户纯粹的使用行为、创造性的内容发布行为、通过发布内容获取收益的行为,以及受雇于平台或第三方而进行内容创作的行为。其中,前两种类型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行为,后两种属于生产行为,也是创造价值的行为。前两类用户创造的数据实际上来自平台公司雇佣者的劳动,用户并未在平台使用过程中创造价值。平台与用户之间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那么用户就没有直接受到平台剥削。但用户行为数据确实为平台带来了大量收益,这是由于平台既通过垄断数据获得了生产要素价值分配的租金,又凭借金融资本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透过“产消合一”现象探查其背后的机制,才能解决当前用户和平台的矛盾,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以“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为切入点

当前，数字经济呈现出与一般商品经济不同的诸多新特点，但其生产关系并未能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畴。从生产劳动的目的性、“数字活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程度、劳动力的补偿、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方面看，平台经济“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不属于劳动，更不属于生产劳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的价值既不是一般互联网用户的“数字活动”本身创造的，也不是数字平台“在从数据中创造价值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而是数字平台的价值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过程中转移到了“原始数据”上。数据商品的价值来自平台专业劳动者所进行的平台化生产、维护等劳动，而非普通平台用户的“数字活动”。在厘清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新型数字化平台获得的高额利润一方面来自对“活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来自由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我国在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摒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变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感性交往:网络时代异地恋青年的网络交往过程的质性研究

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异地恋情侣网络交往过程的质性研究呈现其交往的感性化特质,即网络交往语言亲密化,网络交往拉近心理距离,延续传统社会交往规范。网络是中国异地恋青年维系和发展亲密关系的新空间,青年通过网络空间产生比网下空间更为亲密的“文恋”的感性交往形态。网络也是青年延续传统社会交往规范进行感性交往的新空间,青年通过“交心”“心近”等交往模式维系和发展异地恋爱关系。分辨并适应网络空间中的感性交往和理性交往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青年研究议题。     

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结构”问题审思

“情感结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兼具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其探讨当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在文化实践诸多构成性要素的互动关系中生成,表征于丰富鲜活的个人经验和形态多样的文化文本之中。以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引发文化和社会巨变,个体的感知经验被重构,社会的权力结构被重置,文化生产嵌入全新的技术逻辑,数字媒介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由此产生。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开展文化实践、体察个体情感和形成共同经验,因而,讨论数字时代“情感结构”的核心关切点是新媒介文化中的人,以及人在新文化技术环境中的实践方式、情感状况和共同经验。     

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以平台资本主义中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资本生产过程使传统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体系难以为继，催生了数据所有权的新形态。以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可以发现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在数据资源价值化过程中，以用户消费性的无偿数字劳动生产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使用权的转变。在数据价值资本化过程中，以平台对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掌控权的转变。从用户的数据使用权到平台的数据掌控权，意味着传统的所有权由权利束集合裂变为单一的数据所有权，形成了“数据鸿沟”中的隐性剥削。消除平台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需要在数据资本公有化中推进从数据确权到数据共享。     

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铸就一个“过滤气泡”？——基于媒介环境理论的视角

意识形态与社会空间具有双向互构的内在逻辑勾连。作为数字化生存的实践场域,数字空间的内在价值禀赋要求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摄性空间地位。新时代建立以主流价值为基石的数字秩序结构,面临着多重消解性的空间困境：数字媒介对信息流动性的释放与议题设置权的竞夺,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感知;智能算法圈群化价值构造与数字平台的块垒化共在,割裂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分布;算法信息对日常生活域的占领与非理性数字生态的构造,筑就了失衡性意识形态空间结构;数字资本对个体性空间的虚构与公共性话语的解构,滞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流动。构造建基于社会主义价值伦理的良性数字信息生态,要使刚性制度规范与柔性文化治理相协同,推动信息生态的治理性“过滤”;重置智能算法技术的价值内嵌,完成信息生态的技术性“过滤”;破除平台信息资源流通的空间壁垒,落实信息生态的平台性“过滤”;激活数字主体参与信息环境建构的自觉意识,实现信息生态的自主性“过滤”。     

从分工到异化：数字劳动分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视

在数字劳动分工中，数字劳动的总体性效用被分割成各种节点，数字劳动分工后的总体性是数字劳动者被分配为数字子劳动的聚合性。这种聚合所形塑的总体性算力，并非数字个体劳动的直接数字技能，而变成提升数字劳动生产率的数字社会进化力量。数字平台把之前分散的数据重组成具有整体性的体系，原本属于数字主体的数字劳动目的和“点击性”生成数据的数字子劳动，转变成数字平台中的数据流，进而变成数字技术合目的性的算法机制。因此，数字资本生产进程中数字劳动分工的连接关系最终异化成数字资本的操控力量。     

“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数字政府时代的算法行政：形成逻辑、内涵要义及实践理路

在数字政府时代,算法与公共行政的深度融合推动“算法行政”的兴起与发展,有必要对算法行政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等展开研究。在形成逻辑上,基于“技术-行政”互融的理论模型,算法以社会计算的方式赋能行政模式转型,在提升绩效价值的同时,亦产生程序价值贬损的负效应,并带来权威转移、依据变化以及过程改变等实质影响。有鉴于此,需要划分不同类型算法行政的人机关系,形成“以人为本”的算法监督。同时,立足于治理意蕴以确立“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的双层结构。为进一步促进算法行政的法治化实践,则需要剖析其运转要素和运行机制,并从代码透明、正当控制、程序正义、平台组织、数据治理、数字化行政行为等方面来构建算法行政的法治秩序。     

断裂与弥合：数智时代Z世代“轻社交”行为分析

数智化技术的发展摹写并重塑着Z世代的现实生活和社交话语。Z世代所处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相续又相异，社会再生产单位、社会交往环境和社会生产系统的更新，以及他们与个体社交需求内核的互动，共同促成了“轻社交”模式的生成。一方面，“轻社交”以其快餐性、轻量性、隐私性、多元性、精准性的特点充分调配社会资源，通过信息等资源的普遍共享，满足了青年群体的情感和价值需求。另一方面，“轻社交”模式的殖民机制、流量机制和排外机制也暗含着生活世界萎缩、个体发展停滞、情感隔绝加深的多重危机。针对Z世代“轻社交”行为导致的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断裂，有必要构建安全和谐的交往环境，引导青年形成主客协调的价值共识，并且加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形成规范交往、理性交往、主动交往的社交场域，弥合线上与线下交往之间的裂痕。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企合作实践样态与运行机制——基于广东省“粤省事”平台的扎根理论研究

政企合作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理论界亟待对已有成功实践进行分析。基于广东省“粤省事”系列平台建设的实践,采用扎根理论尝试构建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企合作模式。研究发现,在该政企合作模式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互动目标是政企合作的驱动力,政企互动目标通过互动机制作用于政企的互动过程,该互动机制体现在：“牵头组织”的统筹机制、混合型组织的多维制度关系内嵌机制、“项目处置”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数字生态价值网的共建机制。提炼了以混合型组织为载体的多元主体型政企合作模式的实践样态,以此解释政企合作的本土化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提有益参考,并丰富公共管理学政企合作领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数字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逻辑、路径与机制

在国家强力推进数字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战略下，文旅数字化与数字文旅化正成为新产业动能和新经济趋势。立足“互联网+”融合创新思维，遵循利益相关者协同共生的产业发展逻辑，进一步厘清数字文旅产业的本质含义，揭示其五大数字产业融合功能，进而从技术、设备、内容、平台四维数字化资源架构数字文旅产业协同生态结构体系，提出用户导向、价值驱动、内容为王、平台突破、分类施策五大融合路径及统筹合作、数字安全、金融支持、数据流通、人才支撑五个方面的创新机制。     

“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

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流动性加剧使得人地联结方式发生了改变，流动社会下移动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在现代竞争环境与社会时间挤压下，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技术中介主动从高度组织化环境中剥离，以获取自我时间的回归；在不同生活“扇面”下，数字游民成为场景化存在的个体，其身份处于“地域人”与“区域人”之间动态切换过程，由此也带来了个体认同机制从“属地认同”向“属人认同”的转变；个体认同的转变重塑了人地联结的方式，多样地方感杂糅成的“流动地方感”，构成了青年数字游牧人群地方感的主体特征。     

平台剥削用户数据的形态、成因及规制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技术变革改变了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在提高传统要素生产效率的同时,赋能数据成为经济发展新驱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资本意志和数字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数据实现了资本化和商品化蜕变,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平台资本将用户数据视为数据时代推行价值剥削机制的沃土,广泛开展数据“圈地”运动,无偿攫取用户数据,并进一步利用算法技术对用户施行精准剥削和循环剥削。应立足平台、数据、算法形成的三维市场结构,优化制度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释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表现、效应、机制与实践路径而言，深度融合表现为数字经济加速产业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循环迫使数字经济迭代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三个方面。深度融合具有创造新的价值创造体系、新的价值分配体系、新的价值流通体系和新的使用价值消费体系四个方面的效应。数字经济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机制包括以数字技术创新提高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以海量数据科学指导实体经济分配比例、以平台化组织方式提高实体经济交换效率、以算法技术精准满足实体经济个性化消费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入数字经济的机制包括以数字化转型扩大数字经济的作用范围、以工业互联网促进数字经济的网络协同效应、以智能制造倒逼数字经济的技术体系创新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可具体化为基础支撑、动力支撑、组织支撑和技术支撑四个层面。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成家”与“立业”之间：亲密关系与青年大学生毕业季择业焦虑

成家与立业是青年人生发展的两件“大事”,也是事关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对于面临就业选择的大学生而言,对亲密关系的规划已成为影响就业决策的一项重要因素,对青年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择业心态与择业实践产生了新的影响。研究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在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若干“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深入访谈,探析青年大学生在面临个人发展利益诉求与亲密关系集体利益冲突时的择业实践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亲密关系亲密度与择业焦虑的关系受到关系承诺度的调节作用。在“高亲密度-高承诺度”“低亲密度-低承诺度”“低亲密度-高承诺度”三类不同的关系形态和各自特有的互动模式下,青年人面临不一样的压力和挑战。除了个体层面的深入反思和综合权衡之外,学校、国家和社会可以从生涯发展辅导、就业服务、政策支持、制度保障、社会氛围营造等多方面助力青年人突破亲密关系与职业选择的冲突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