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用信息利用过程中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是现代信用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征信体系运转的多环节中,个人信用信息的利用是对个人隐私权冲击最大的环节,如果法律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利用不能进行有效的规制,个人隐私权就极易在个人信息利用的过程中受到侵犯.所以,法律要在个人信用信息的利用目的、范围和方式等方面进行规范,使个人隐私权通过法律得到应有的保护.     

国家治理到个人保护:社会信用体系的信息利用逻辑传递——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为背景

社会信用体系的运转以国家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为前提.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个人信息利用呈现出可能减损个人权益的"最大化"特点,这与其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密切相关,即基于国家认证和规制监管的需要,国家治理吁求"最大化"地把握个人信息,技术治理则强化了国家能力而使此种需求得以满足.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背景下,信息利用需遵循个人保护逻辑,通过法治形塑国家治理,促进国家治理能力输出的规范化.为此,应加强对技术治理的法治约束,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伦理性,建立个人信用信息保护激励机制,从而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小化".     

深圳个人信用征信建设的实践与发展

个人信用征信是指依法设立的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对个人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和加工，并根据用户要求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查询和评估服务的活动。个人信用报告是征信机构把依法采集的信息，依法进行加工整理，最后依法向合法的信息查询人提供的个人信用历史记录。市场经济越发展，个人信用越重要。个人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个人信用的广泛运用与否，不仅已成为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显著标志之一，而且也是诚信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     

论个人信用与个人信用法律制度建设

个人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个人信用法律制度是监督、管理和保障公民个人信用活动健康规范发展的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我国个人信用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必须从完善保护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等方面加以改进。     

论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以及对于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意义重大。各国都在加强和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本文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念、目的、最新发展趋势、意义、要求等方面 ,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论述 ,提出了加强和完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议 ,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向标准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论中国个人信用的缺失现状及完善路径

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下和普遍的失信现象，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筑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已成为当务之急。从政府、法律及个人意识等方面探讨个人信用缺失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完善个人信用体系的路径。     

浅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预防

分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特征,包括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往往并非公民个人的本意,具体的泄露主体和泄露原因难以查明,泄露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往往与特定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挂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近些年来呈现逐渐增多的态势。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产生原因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难度的提高,合法或非法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或个人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公民个人信息存在相当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公民的自我防护意识不强。相应地,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预防措施包括国家立法保护机制的完善,建立健全个人信息的技术保护机制,自律保护机制的完善,淡化相关主体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市场需求以及增强公民对个人信息的自我防护意识。     

刑法新增侵犯个人信息两罪之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新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的犯罪对象应适当扩展到所有值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应由个人隐私权扩展到个人信息控制权,并包含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用权等;罪状设定也须进一步完善。     

企业信息公示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强化——基于《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立法研判

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意义重大。作为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配套的"严管"措施,其以建立企业信息公示制度为核心的企业信用机制来维护交易安全,通过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的创新,强化了信用约束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当然,其在诸如公示信息真实性和企业不良信息披露等方面,仍有需要予以完善之处。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试论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深入发展和进一步成熟,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监管问题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显现出来。面对世界资本市场的高速前进和一体化进程,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体系的监管制度无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将在探讨信息披露监管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的背景前提下,着重剖析我国证券市场现有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并提出相应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完善建议及对策。     

论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公司作为一种营利组织,如何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是公司治理核心问题。然而,在不同经济实力的公司中都会存在所谓相对的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因此,如何处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害关系便成为治理好公司的关键所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力度不够,我国应当根据国情,采取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完善监事会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等多种措施,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政府信息公开视野下个人信息的保护.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不容忽视,这就需要在政府信息公开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信息保护所代表的个人利益之间进行平衡.     

基于利益平衡视角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探析

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需要对其个人信息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信息业者呼唤对合理收集、处理信息的法律认可,信息主体和信息业者都对法律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基于对人格利益和信息自由的利益平衡以及对信息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的利益归属,应以利益平衡思想指导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对信息主体和信息业者的不同利益诉求进行不同保护,并对个人信息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内容进行科学界定。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构建

在开放数据中请求删除涉及本人的信息，是一项重要的个人权益保护机制。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多元价值、风险及现存法律规定局限性的分析，提出在当下我国公共服务水平及大数据技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构建个人信息删除权之正当性与现实必要性。对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的内容设计主要包括权利与义务主体、权利行使与限制及侵权损害。在权利主体为自然人的基础上应进行适度扩张及构建政府部门与第三方处理机构的双义务主体模式，构建专门数据审查机关及审查标准，以传统经济财产损害及赔偿为基础、以放宽精神损害认定标准为突破，将“风险性损害”纳入现有侵权损害应对体系，实现对删除权的有效救济。     

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及其启示

个人信用制度是指个人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的一种消费、投资和经营制度。它是整个信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坚实基础。美国在构建个人信用制度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区块链下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法律应对机制初探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个人信息被集中地收集与传输、被分散地存储与利用。这在提高了信息效率的同时对信息安全带来破坏,由此群体的信息主体的人格权利被侵害、信息的有效利用也受到阻碍。对此我国应通过立法保护信息主体与利用者权益,同时保护群体信息安全。在制度设计中,立法者应立足于实际,将欧洲的被遗忘权与可携带权等立法成果做语境化的分析借鉴;在制度实施中,执法者与司法者应强化对区块链产业的宏观监管,同时将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行业自律组织,为维护信息安全提供机制保障。     

从行政法角度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进一步的普及、应用,行政机关及其他信息处理机构获取和保存了大量公民信息,但其在对公民信息收集、使用等环节都可能会造成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扭曲和不当使用,给公民隐私权和人身、财产权利带来潜在危害。因此,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呼声日益强烈和公民信息泄露事件频繁发生的社会背景下,从行政法角度分析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的制度保障——以个人信用制度研究为视角

诚信作为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行业、每个单位及社会成员的一切社会交往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中。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诚信出现了去"本体论"、"公共性"、"制度性"的新特征,社会转型期及相关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为社会诚信对制度的保障提出了需求,作为制度保障的个人信用制度是最基础的保障,然而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通过加强个人信用立法,健全个人信用法律体系;构建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提高个人守信意识;完善配套的制度建设,构建新时期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来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对于新时期社会诚信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