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政府“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政府的职、权、责一直都处于碎片化（fragmented）状态。传统官僚体制、部门利益之争以及新公共管理改革都是造成这种“碎片化”现象的重要根源，导致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管理分割、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政府”正是针对政府管理模式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在线政府、责任制度、建立新的掌舵单元等手段，实现政府“碎片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

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是促成集体行动的两种常见形式,然而,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业主集体行动不仅没有组织化动员力量(如业委会)的参与,也没有草根行动者刻意维持的名实分离的弱组织,那么,业主集体行动如何可能?分析G市案例发现,"去组织化"是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它包括三个特征,无领导有纪律、行动上自我定位和网络虚拟串联。"去组织化"依托政治认知、网络传播和情感动员消解合法性、安全性和搭便车三重集体行动困境。它与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的差异在于,动员结构既不是有组织也不是弱组织,政治取向上呈现认知和行动的分裂。实践层面,它表明公民在治理参与中成长,也预示中国公民社会构建及其与国家良性互动的艰难;理论层面,个案研究的发现为考察业主集体行动的动员提出了新的问题。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中船重工七一一研究所工会——记2006年度上海科教工会“先进职工之家”

2005年七一一研究所在通过上海市科教工会“合格职工之家”的考核后,所工会在科教工会和所党委的领导下,在行政的支持下,持续地开展“职工之家”建设活动,并通过深化“职工之家”建家活动,进一步推进工会维护、参与、教育和建设“四项”职能,密切工会与职工群众的关系,有效调动和保护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了工会工作水平,增强了工会工作的活力,2006年被上海市科教工会授予“先进职工之家”荣誉。     

深刻领悟 全面把握 忠实实践-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我们党新世纪新阶段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宣言，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行动纲领。市委八届     

反“台独”情势并未缓和

“法理台独”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所谓“法理台独”，就是谋求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包括公投）建立“台湾共和国”或“台湾国”，也就是陈水扁大力推动的“公投制宪”行动，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激进的“台独”活动。不过，民进党内部也有人主张在维持台湾法律现状的条件下逐步谋求台湾的“独立”，即承认“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国”的“国名”，认定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上海市松江工会风采

今年以来,在区委的领导和市总工会的指导下,松江工会深入学习贯彻区委二届七次全会和区总工会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充分认清“十一五”期间松江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明确工会工作在实现松江“十一五”奋斗目标中的科学定位,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动员和引导全区职工在松江社会主义新郊区和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充分履行工会职能中,有力地推进了工会组建、民主管理、素质工程、集体合同、就业保障、创建职工之家等重点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上海市松江工会风采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破解政府治理高碳的“效率困境”——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分析

政府在激励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低碳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治理高碳的效率却存在着"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现象。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来看,政府治理高碳能力受到低碳发展的价值观、治理高碳的行动意愿、政策供给的偏好影响。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由于存在认知差异和获取信息、资金和技术的能力差异,导致治理高碳的政策供给和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导过程中呈现出"效率困境"。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建立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的协同机制,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促进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治理高碳中的重要作用。     

地利分配秩序中的农民维权及政府回应研究——以珠三角地区征地农民上访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珠三角地区因征地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的农民集体维权事件处于高发态势。尽管不少征地案件存在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但支撑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是他们对地权增值的再分配主张。在维权过程中,农民以宗族为动员基础,以重新分配地利为主要目标,并采取了“挟”“闹”“诉”和“谋”等行动策略。地方政府则采用了“开口子”“给票子”“定调子”和“补漏子”等回应性治理策略。农民和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原本属于利益博弈的问题,但是农民通过维权方式将利益博弈问题转化为民生问题和权利话语。村庄微观政治通过信访渠道进入宏观政治领域。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创建示范:政策执行中的控制性动员北大核心

作为一种政策执行工具,创建示范在中国的治理实践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本文对创建示范的实质内涵和运作机理作出了初步的刻画,将创建示范的运作逻辑理解为创建示范设置方、创建示范管理方与创建示范参评方按照一定的创建框架(游戏规则)的互动过程。创建示范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在于中国政策执行存在控制与动员的双重需要,高层级政府既需要动员下级和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又不希望失去对政策执行的控制能力。通过对创建框架的设置和基于相对绩效比较的激励配置,下级和基层政府往往会卷入创建示范的竞赛,政策执行过程的控制权更多地掌握在创建示范设置方和创建示范管理方之手,从而实现一种控制权重心在上的动员效应。创建示范项目的过度使用会造成基层的超负荷运行,以及较为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     

“新官不理旧事”：基层科层制的人格化现象再思考——H镇征地安置的案例研究

经典科层制理论将科层制的非人格化视为原则性预设和重要美德,这一预设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均激发了大量的讨论。“新官不理旧事”是科层制人格化的具体表现。H镇的案例表明,面对前任官员强力推进的征地安置工作,继任官员采取了“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和“能压就压”的回避拖延策略,最终导致了基层科层任务的“烂尾”。“权力的基层脱域”能为H镇“新官不理旧事”的发生逻辑提供一定的解释。“权力的基层脱域”由组织目标的个体化、执行程序的情境化和组织问责的模糊化三个要素共同促成,正是以上三个要素使得经典科层制的三大假设遭受挑战,基层科层制的人格化就此发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对基层治理体系及其运作过程的深入考察和反思尤为必要。     

论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趋向

在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局限于从技术层面来理解企业 ,他们常常把企业看成是资本所有者的企业 ,企业的宗旨就是实现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流企业理论证明了资本雇佣劳动是最有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 2 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放松管制以及恶意收购浪潮 ,使人们开始怀疑“股东至上”的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由传统的“股东至上”演进到“共同治理”模式 ,实际上表明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 ,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 ;不仅要强调经营者的权威 ,而且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这样一种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共同治理企业的模式 ,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条块互动视角下土政策的生成及演化——基于C县小额信贷政策的过程追踪分析

为什么基层治理中会出现土政策？大量存在的土政策对体制运作又有何影响？本研究以条块互动为分析视角,利用过程追踪分析,对C县小额信贷土政策的生成过程进行深度剖析。研究发现土政策的生成经历三个阶段：（1）任务下达阶段：直线条条设置了过高的绩效目标,斜线条条设置了明确的限制条款,块块部门施加了过强的行政激励。（2）变通执行阶段：行政激励迫使下级部门突破限制条款,以追求更高绩效目标,并且在变通过程中有效防控了变通风险。（3）寻求认同阶段：当变通政策取得绩效后,下级部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认同,不同的上级部门因为绩效共享与否、责任共担与否而给出不同的认定意见。如果上级部门默许,或者多个上级部门意见相左,变通政策就演变为土政策。土政策生成是制度内条块互动的结果,土政策演化则反过来推动制度的渐进变迁。本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政府中条块关系、政策变通的认识,也弥补了街头官僚研究中忽视政策评估阶段的缝隙。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工会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工会在交易中心党委和人民银行工会领导下，紧紧围绕中心工作，认真履行“维护、参与、建设、教育”四项职能的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人民银行工会“围绕中心，有效履职，民主管理，健康和谐”的工作思路，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搭建民主管理、选树标杆、职工之家、自身建设等四个平台的工作目标，创造性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土社会的内生性需求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新乡贤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当前,在自上而下的舆论动员及政策空间吸引下,通过带资下乡、以"项目制"发包等形式吸引新乡贤回归的做法,由于主体自觉不足和制度支撑缺乏,使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动性和作用发挥受限。从"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中呈现出张力,新乡贤嵌入村治场域蕴含着"国家政策支持的外生动力,维系血缘、亲缘、族缘的内生动力以及扶助德治教化的精神动力"等三重机理。将新乡贤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激活新乡贤的独特价值和内源性动能,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强大的外源性动能相耦合,是有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