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官员罪

贿赂外国官员罪是一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国际腐败犯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对其作出规定,并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以预防和惩治该种犯罪。贿赂外国官员罪的构成具有跨国或涉外因素,行贿方是一国的国民、法人或者其代理人,受贿方是另一国家的官员,且本罪的构成只涉及行贿方的行贿行为,而不包括受贿方的受贿行为。本罪的犯罪目的是为使外国官员不履行其法定职责,以便行贿人自己或者其他人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犯罪行为刑事立法问题评析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问题乃当前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性贿赂等腐败犯罪现象是否用刑法加以制裁以及如何制裁是当前刑事司法界颇具争议的问题。性行贿与性受贿往往引发极其严重的腐败犯罪,致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遏制腐败犯罪现象的蔓延,必须有效打击性贿赂犯罪。我国应尽早研究刑事立法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腐败滋生风险探究

熟识的场合中，个人利益依靠“人情”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仅凭借个体的力量难以得到实现，因而“互助”成为潜在规则，对国家制度造成破坏。非熟识的场合中，除非行贿、受贿的预期损失极大并超出双方各自的预期利益，否则博弈双方更倾向于做出行贿、受贿之决策。足够强大的腐败规制力量是权力拥有者拒绝走向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护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检察机关主导作用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为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间。     

关于行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行贿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加强对行贿犯罪的研究对从源头上遏制受贿犯罪有重要意义。“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非法提供的帮助或方便；行贿行为有典型行贿和经济行贿，构成犯罪均需达到一定数额或情节严重；行贿的内容应从财物发展为财物和非财产性利益；“从宽处罚”的特别规定应适用于所有行贿犯罪行为。     

谈行贿惩治与反腐困境

当前,日益严重的腐败形势与不断加大的反腐力度"并行不悖",被喻为反腐困境。形成该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的反腐策略难辞其咎。这一策略在客观上纵容了行贿人,损害了法律权威,并可能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滥用。要铲除腐败的土壤,就必须改变这一策略,在行贿罪立法上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和"财物"两个要件的限制。     

解析公款行贿

公款行贿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其实质是为了行贿者的自身利益.公款行贿是社会风气的毒瘤,必须从严整治.遏制公款行贿,必须从源头抓起,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机制,严把用人关,使各类经济活动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涉财犯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受贿犯罪不应以谋取不当利益为要讲；行贿行为不论是否为谋取不当利益，都构成行贿犯罪，但如不是为谋取不当利益，应免除处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标准偏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应包括单位；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还应包括转移债款、滥用债款。     

宽严相济的行贿罪刑事政策探析

我国刑法行贿罪刑事政策,从1979年刑法至《行贿司法解释》是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颁布之后的司法实践是从严从重打击行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追求宽严相济.确定行贿罪刑事政策需要考虑的四个因素:重视口供是行受贿犯罪的特点,要“查清”行受贿行为,追究行受贿刑事责任的侧重点是受贿行为,应利用行为人的利益考量心理.行贿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一要结合从严从重与有利于打击,二要从弹性司法转变为刚性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