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之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工程,社会治理的成效决定了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的成效。这次全会的召开,为我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方针指南,彰显了社会治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目标·体系·能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要素分析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指政党、政府、社会和网民等在治理目标的指引下,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对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实现有效的治理,是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统一、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综合。其中,治理目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是分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重要维度。治理目标是治理行为的方向指引,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前提和保障,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的落实和显化。     

跨界治理的三种理论模式、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机制

跨界治理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治理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追求,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跨界治理主要包括跨公私领域治理、跨地域边界治理和跨政府部门治理。文章以此理论为依据,构建了基于跨公私领域视角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理、基于跨地域边界视角的协同治理和基于跨政府部门视角的整体治理三种治理模式,并分析了相应的价值诉求和实现机制。     

论自我革命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理论的贡献

实现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统一,是政党政治时代的一大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把党的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之中,把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从而实现"治党"与"以党治国"的统一,实现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政党建设的自觉,彰显了先进政党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突出作用。自我革命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深化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理论和政党治理思想,不仅为无产阶级政党治理国家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世界人类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案。     

跨界治理的三种理论模式、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机制

跨界治理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治理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追求,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跨界治理主要包括跨公私领域治理、跨地域边界治理和跨政府部门治理。本文以此理论为依据,构建了基于跨公私领域视角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理、基于跨地域边界视角的协同治理和基于跨政府部门视角的整体治理三种治理模式,并分析了相应的价值诉求和实现机制。     

整体性治理: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实践图式

整体性治理是理解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重要视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多中心工作”模式打破了乡镇“整体主义”的简约治理格局,乡镇治理因此陷入功能、主体、责任碎片化的困境。研究发现,为了应对治理转型困境,“组线治理”的机制创新实践,通过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和责任整合,完成了治理结构再造、治理效能激活和治理动力重塑,最终实现了转型期乡镇的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基础在于体制活力与机制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兼顾了基层治理的简约性和高效性,提高了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实践要着眼于发挥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方式,稳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的乡村治理审视与现代化转型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整体治理环节中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将会给乡村治理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相关大数据指导意见和行动纲要,这标志着我国从顶层设计上在不断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进行战略部署。大数据技术成为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技术不仅带来了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变,也给乡村治理在治理思维、治理方式、治理风险和治理策略等方面形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目标和现代化转型就要求树立数据思维,打造合作治理,推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开展数据分析,创新治理实践,实现乡村治理决策科学化;规范数据隐私,完善治理机制,推动乡村治理走向理性化;应对数据冲击,转变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其本质属于政党治理范畴。政党治理主要包含三大要素:政党治理主体、政党治理机制和政党治理价值,分别回答了"谁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为了谁"等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构成了现代政党治理的理论框架,直接影响着政党的治理效能。政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党治党的内在规律,为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治理效能提供全新视角、理念指引和科学思维方法。新时代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效能:从治理主体上讲,动员全党主体力量是首要前提;从治理机制上讲,完善管党治党机制是关键环节;从治理价值上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旨归。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服务型治理创新的逻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发展的治理转型,特别是在面临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大任务的新时代,服务型治理成为必然。服务型治理的理念不仅与党的性质宗旨相契合,而且有效实现了与服务型政府的衔接,适应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服务型治理的推进,使党能够通过整合民意、推进合作治理和凝聚共识来更好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根基,推动了执政党建设的治理转型,促进了服务与治理的有机融合,不断推进政党治理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应急治理观的生成逻辑、基本意涵及其重要价值

应急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构成单元,应急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总体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应急治理,将应急治理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框架下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设计,不断加快应急治理机构改革和国家应急治理体系构建,应急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韧性不断增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应急治理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应急治理的基本遵循、价值依归、基层基础、实践路径、关口前移、保障机制、根本保证和全球思维等方面,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应急治理的使命自觉,是新时代开展应急治理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南,为国际应急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演进发展

文章从追溯治理的发端,考察其演进发展的过程着手,论述了治理的原初形态,揭示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和大众参与的性质意涵。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了国家和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在人类社会的治理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从时序发展上分析,国家治理经历了奴隶制国家治理、封建制国家治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四个阶段。从本质属性方面分析,国家治理则形成了统治型、管制型、管理型和治理型四种类型以及从前者转为后者的三次转型。     

基层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历史理路、时代背景

基层治理现代化包含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两方面内容。基层治理体系是基层治理的制度框架,基层治理能力主要是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我国基层治理改革先后经历了政社合一、政社分离和政社互动模式的探索,不同历史阶段的基层治理改革都是为了实现基层稳定和国家发展。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层治理变革提供了思想和技术支撑。     

我国社会治理成效分析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社会治理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各级党委政府顺应形势变化,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促进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合作治理方面采取了大量切实有效的措施,多元共治的合作治理格局正在建立和完善。政府部门增强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主导作用进一步显现。各类市场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范围涵盖了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经济、文化、建设等不同领域,多层次多角度构建了一整套和谐统一,协调互促的中国特色模式的体制机制,为了更好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深入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进一步多视角实证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实障碍,从而提出更可行的实现路径,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进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重大创新,具体表现在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把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突出国家治理效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主体关系的科学化,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等方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维度把握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概括,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如何正确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论人类公共治理变革史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类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公共事务的产生,并由此产生对公共治理的需要。公共事务就是跟所有人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而公共治理则是管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以使结成社会共同体而生活的人们能够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和最终幸福,这种集体行动被组织起来就形成公共治理体系。从目的和体系特征来看,人类的公共治理经历了由前国家时代的无政府治理和半政府治理,到国家时代的政府治理和泛政府治理等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国家时代的公共治理就是国家治理,亦即政府治理,至少包括权贵时代和平民时代两个阶段,分别采取权贵统治和共和治理的形式,今天的泛政府治理则可视为共和治理的扩展形式。历史上从权贵统治到共和治理的变革发生于现代化洪流之中,这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而权贵统治是对公共治理的扭曲和变异,共和治理则是对权贵统治的扭转和公共治理本质的回归,这就指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在现代化洪流中,正是广大平民获得解放和壮大且大量平等地参与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过程,才使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成为可能,这就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人类的公共治理变革史中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明确其历史定位、实质内容和必要条件,有助于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普遍而深远的意义,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找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四个全面"视角下推进乡村治理的多维探析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短板和弱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吹响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号角,也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勾画了清晰的“路线图”。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视角,探析如何推动乡村治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有助于2020年底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有助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

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在治理实践中以不同的治理方式显示了其治理效能,但在治理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这就意味着单靠精准治理或模糊治理均无法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只有基于对两者的辩证思考和优化融合的智慧治理,才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智慧治理的突出特点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治理成本的可控性和治理效益的持续性。未来,智慧治理应从治理目标出发,确定在治理过程中采用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的程度与方式,以实现两者在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管控、有效互补和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