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活力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7.3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也应看到,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积累了不少矛盾,特别是城市治理水平与城市发展不匹配,一些地方"城市病"比较明显,社会和谐稳定面临挑战。有人认为城市治理是政府的"分内事",并将一些"城市病"完全归因于政府管理不到位。这一观点比较片面,     

城市治理的清晰性及其技术逻辑——以智慧治理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发展趋向,技术治理的核心是对社会事实进行信息化处理,为城市治理提供更加清晰的社会图景。智慧治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产物,是与城市空间相匹配的治理形态,包含了"行动者""技术要素"和"规则体系"三元技术系统。通过对社会事实进行数据化编码、加工和运算等,智慧治理实现了治理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结果的清晰性,带来了更加清晰的城市治理图景。这种清晰性经由社会事实的再组织、信息的扩大再生产、社会计算方式的重构、信息处理流程的再造以及处理结果的"可视化"等技术逻辑而得以实现,但也受到社会事实的模糊性和不可读性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城市治理需要平衡模糊性与清晰性的关系,选择适宜而可行的目标以及技术。     

切实推进党员干部深度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细胞,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各地方开始全面实行党员干部社区报到制度和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制度。     

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活起来”

正黑河市爱辉区为深入落实党员干部常态化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把党员进社区为群众服务活动作为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探索"双核发动、双重管理、双向考评、双线运行"的管理模式,从基层最小单元、最小细胞抓起,力量下沉、资源下倾,引导党员在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增强党员的服务意识和群众观念,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实现党建引领下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北京社会治理:功能与路径

"两新"组织,是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样化态势,要求党的基层组织提高服务群众能力以满足群众需求。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将成为今后城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的必然趋势。北京市提出要建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常态化机制,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与规律的基层党建有效路径,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在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功能。探索北京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更好地结合,切实提高"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及政治引领力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成为激发北京城市治理新活力的首要选择。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工作调查与思考——以成都市青羊区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走向"社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旨在发展社区自治体制,进一步缓解社会矛盾、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从而畅通民意,使社区不稳定因素及时得到协调和解决,最终促成社会和谐。本文以青羊区城市社区为例,结合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对当前城市社区居委会角色定位、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城市社区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并提出合理化对策和建议。     

数据治理视角下社会矛盾纠纷“智治”的路径研究——以L市为例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将大数据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不仅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必由之路。以数据技术嵌入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智治"模式,将对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各方面实现新的价值重塑,即从传统管理到数据治理的思想重塑、从传统"人治"到技术"智治"的手段重塑、从单一主导到主体多元的主体重塑以及从效率低下到效能提升的结果重塑。在具体实践中,L市社会矛盾纠纷"智治"存在着数据思维缺乏、信息孤岛、数据分析和应用不足、数据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必须要从重塑治理思维、开放数据共享、实施人才战略、完善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智治"的实践路径。     

提升新时代新疆社会治理质量的思考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特别是新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新疆社会治理工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但当前新疆社会治理正肩负着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增强各族人民群众获得感、融合新疆社会治理系统等一系列新任务。实现新目标应坚持强化党的领导、依法而治、常态化综合施治等基本原则,坚持靶向发力和精准施策,强化危机管理和风险治理,构建"司警联调"纠纷调解机制,倡导科技驱动和智慧治理,坚持以文化人与核心价值观引领,全面提升新时代新疆社会治理质量。     

社会管理战略的范式转变——从运动式管理到常态化治理

目前我国社会管理方式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式治理的特征,这一方式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自身存在着许多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治理方式必然要从运动式管理走向常态化治理.为此,必须建立多元互动模式,形成常态化治理的多元治理体系;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常态化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强化执法监督,完善常态化治理的追责机制;加强宣传和教育,提升整个社会的常态化治理的主动意识.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我们党着眼于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举措。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城市更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以先进的理念、精准的方法来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     

管控型特大城市治理模式分析——以北京市“城市精简”治理为例

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各种"城市病",中央定下"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导向,北京实施了全国范围内最为严苛的"人口控制"管理措施。囿于自身城市发展条件和功能定位,北京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资源分布不均衡。以"人口控制"为首要手段的"城市精简"政策恶化了劳动力年龄和知识结构,降低了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活力,既有悖于现代城市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适用于中国特大城市治理的新思路是摒弃"管控型"特大城市治理模式,推行"多中心化"的城市群联动,以城市治理模式和社会管制方式上的多元化创新带动公共资源均等化和城市发展多元化。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正一、诚信政府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增强社会认同、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这一系列目标的实现需要以诚信作为伦理道德基础,需要诚信政府作为支撑和保障。社会治理与诚信政府两者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是加强诚信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抓手,诚信政府是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是实现自治、德治、法治治理方式有机统一的重要保障,是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抓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还存在治理体制不健全、治理能力待提高、治理体系不完善和智能应用挖掘不够等问题。要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党的领导,完善治理体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治理能力;"五治"融合助力,创新治理体系;强化智能支撑,打造智慧城市。从而实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城市基层简约治理何以失效——以G市L区城市协管为例

在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中,以城市协管员这类"半正式行政人员"为主体的"半正式治理"既有助于节约国家治理成本又提高了治理效率。但是,野蛮执法、暴力冲突、滥用职权、激化社会矛盾等的频繁上演,不断使这种"半正式治理"被污名化,很难再现作为传统基层治理经验的"简约治理"。文章基于G市L区城市协管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发现,作为行政发包制的产物,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半正式治理"完全"物是人非",并非是官僚化在压缩"半正式治理"的运行空间而是完全改变了其运行轨迹,由于治理主体迥异于传统的"准官员"、治理实践高度行政化以及共识性规则的缺失最终使得当下的"半正式治理"形似而神离"简约治理"。     

迈向安全韧性城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挑战与应对

刚性治理是我国城市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技术逻辑,在历次危机治理与政府体制的动态调整中,这种刚性逻辑趋向强化,造成公共危机治理体制与复杂性危机治理需求之间的失衡风险,并凸显出我国危机治理体系碎片化、机制常态化、手段单一化等刚性特征,深刻反映了我国公共危机的复杂性特征与治理的棘手性。韧性治理是对我国公共危机刚性治理限度的超越,是提升我国城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效能的可行路径。可以从制度、组织、技术三个层面构建公共危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和治理策略。制度韧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体系,体现的是以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所组成的协作治理系统所具备的稳定力、恢复力和适应力;组织韧性是政府等组织实体在结构与行动两个维度的韧性,表征为可靠性和弹性在结构和行动中互相结合;技术韧性是刚性技术与弹性技术的有机统一和紧密耦合,是组织韧性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是与制度和组织适配的危机治理"抓手"。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韧性治理机制的设计与实现,不仅关乎我国城市治理危机治理绩效,更是走向安全韧性城市的必由之路。     

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变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与运行框架的建构，分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逻辑机理，归纳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更新价值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构建一体化运行体制、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完善资源保障等。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的建构，力求聚合多元主体力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就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沿用了这样的提法。此次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是对于多年来推进社会建设,处理我国转型期众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经验与教训的吸取和总结,对于以往的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延续性,又有开拓性。在怎样进行治理和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以心理干预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以仪陇县“李二嫂聊天室”为例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基层处于社会矛盾交织的中心枢纽和社会矛盾调处的前沿阵地。本文通过对仪陇县"李二嫂聊天室"这一案例剖析当下基层治理中如何通过心理干预和心理疏导实现基层软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枫桥经验”诞生前后

正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他强调法治引领与保障作用,突出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等。这些思想,为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宁、社会安全、民众安稳的战略思考、政策和规制体系提供了依据。搞好基层治理,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也是当今民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守护一方平安为落脚点的"枫桥经验",成为习近平"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