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基于“同案不同判”现象

颇受舆论关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在全国各级法院频繁出现，法院的判决遭到群众的质疑，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同案不同判并不是司法公信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同案不同判也并不代表刑事判决不公正。造成刑事审判不公并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量刑不规范。通过对我国量刑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分析阐释，从多方面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提出几点浅显的建议。     

浅析刑事审判中的“同案异判”

我国当前刑事审判中的"同案异判"现象较为严重,"同案异判"导致刑法认同危机,消极意义不容小视。"同案异判"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刑法固有的局限性、司法人员的个体差异、刑法理论观点的林立、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民意。加强司法独立、提高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推行案例指导制度、明确量刑基准、公开案件信息、建立长效沟通机制是"同案同判"的实现路径。     

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建设与司法体制、司法机关人员素质、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力的决定因素。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直接原因有:一是司法权力配置不当和司法信仰缺失;二是司法制度的缺陷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要提升司法公信力,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加强司法队伍的素质建设和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     

法律统一适用的中国语境:以案例指导制度为切入点的考察

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应当区别看待。法官在追求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基于正当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是正常的"同案不同判",在任何法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基于非正当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是非正常的"同案不同判"。案例指导制度主要致力于消除由于成文法的缺陷等因素可能导致的正常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在不影响制定法作为我国主要法律渊源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优点而进行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机制创新。尽管在实践中面临不少障碍,但藉由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在相关配套制度成熟的基础上,案例指导制度定会发挥它促进法律统一适用的制度价值。     

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路径分析

阐明优化营商环境与法治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缺乏有力的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不足;存在着看不见的"隐形门槛",难以实现公平竞争;运动式执法、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使得企业不堪其扰;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信用监管不到位;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存在壁垒;政务服务效能显得滞后。实现法治化的路径包括:修改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法规;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有为政府转变,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尽可能做到同案同判。     

论微博直播庭审对司法公信力的多维构建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基于对法律和司法实践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司法对公众的权威力。微博直播庭审作为微博传播与司法机关庭审工作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具有司法公开、司法参与、社会监督和法治教育的功能,也正是这些功能使得微博直播庭审具有了司法公信力构建的特性。微博直播庭审从心理认同、制度实践、价值目标、司法主体、文化环境等多个维度,树立法律信仰,落实司法公开,实现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素质,传播法治文化。从而实现对司法公信力的多维构建。     

法治语境下司法核心公信力探析——对公正裁判力的法理学考量

从"力"的视角考量司法公信力,其内涵包含司法能够赢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和信赖应具备的能力,司法获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和信赖后产生的影响力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等三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内容最为重要,应属于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内容。司法裁判的本质必然要求司法公信系于裁判力,而司法公正的使命必然要求司法公信注重公正裁判,因此,公正裁判力应该成为司法核心公信力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基于司法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提升司法公信力则需要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增强公正裁判的能力。司法公正在法治语境下对裁判力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为两个统一,即司法职业化和司法民主化之间的辩证统一以及司法能动和司法自制之间的辩证统一。     

醉酒驾车肇事案件的定性及解决对策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醉酒驾车肇事案件在定性和量刑上面临困境。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统一法律适用,尽量杜绝＂同案不同判＂,以期合理评价并遏制此类案件。     

中国司法如何走向统一？——人民法院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构想

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较突出，其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制定法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案例指导制度可以有效地弥补制定法的缺陷，对于促进司法适用标准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探索中的案例指导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务之急是提高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水平，以适当的方式赋予指导性案例事实上的约束力。     

案例指导制度在法学方法论上之检讨——以司法标准化为背景

案例指导制度以总结司法经验,落实"同案同判",统一司法适用为逻辑起点,通过裁判要旨的归纳,提炼司法规则,实现程式化司法,以提高司法效率,其本质上属于一场渐进的"司法标准化"运动。然而实践中,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已逐步偏离"指导判案思维"的制度目标,日益演变成了事实上的"结论指导",使其附带上了实质性的造法功能,从而导致该制度因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性地位不明确、功能定位不清晰以及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饱受争议。因此,有必要从法学方法论上检讨案例指导制度之司法理性及其活动路径,进而构建完备的运行保障机制,以期消解案例指导制度可能引发的司法标准化的负面效应,避免走向"机械司法"的误区。     

海峡两岸背信罪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的犯罪行为,但两岸对协议中涉及的背信罪行为在刑法的罪名形式、内容表达以及行为的刑罚可责性上都有诸多差异。与台湾“刑法”规定的背信罪行为相较,大陆法律在此行为上存在多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制。为使两岸在该行为上的司法互助得以利益均衡,实现两岸对背信行为司法互助的最佳路径是：以台湾背信罪所指涉的行为为准,比较大陆刑法规范对这些行为的法律处置,形成与台湾背信罪行为相同质的多个罪名进行司法互助;大陆未形成刑事处置之台湾背信罪行为则通过个案协商解决。     

司法公开社会价值实现路径的思考

司法公开的基本法理在于司法权是一种直接关涉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司法公开是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并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而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保障。为此，为实现司法公开的社会价值，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应在司法公信力、司法廉洁、培育法律信仰等方面下功夫。     

程序化与判例化：司法权威的正当化机理

司法解释权威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核心环节.程序权威与解释权威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司法解释只有在法律适用程序中作出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取得促使当事人履行判决的权威性效果.另一方面,程序的权威必须借助诉讼活动、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决才能彰显其直观公正的权威性.所以,判例权威是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的最佳表现形式.因此,为了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就必须建构司法解释、法律细则的程序化和判例化机制,借助于程序权威和判例权威实现司法权威的正当化.     

检察公信力缺失之多维解构——基于刑事被害人参与异化角度分析

被害人参与方式选择异化表明的基本态度和评价折射了检察机关司法信任危机的存在,被害人参与异化冲击了检察公信力的基础并愈演愈烈形成了"多米诺骨牌式"恶性循环!困局反思已为当务之急,通过系统分析刑事诉讼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信任形成过程心理外化模式演绎和信任转向的具体方式,被害人参与异化影响检察公信力的动态过程,被害人参与异化对检察公信力的冲击等,解构了被害人参与异化和检察公信力缺失的内在实质联系。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民事司法视域下司法权的内部分配与外部调整——以司法权是审判权为前提

司法权在法院内部可以分解为立案权、审理权和判决权,以破解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统的纵向调整既规避走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又要兼顾对司法权的监督.科学厘清司法权运行的外部制度,确保回归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与专一性是司法权配置取得成效的关键.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司法审判社会认同的受限性及其改进

司法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于司法对社会的功能和社会对司法的认同。＂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当前衡量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准。在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今天,应当推进审判公开制度、建立裁判文书质量管控机制、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提升司法审判的社会认同     

释“干照”——从“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田宅诉讼说起

宋代社会，契约文书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及土地权利的分离，广泛地应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与此同时，“干照”作为“田宅诉讼”中各类契约文书的通称，也因其具有示信、客观真实的证据作用而成为宋代司法判词的常用语。“干照”是宋代社会及司法活动中的固有词汇，它真实地反映着唐宋的社会变革，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语言符号置于宋代社会结构的网络中，其背后反映的是宋代司法结构的变化与司法传统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