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犯罪本益论

扒窃犯罪是扒窃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表现.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其犯罪收益有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及心理满足.从犯罪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来控制、预防扒窃,应该严格公正执法,优化公检法职能机关对扒窃犯罪的诉讼价值;改变刑法对扒窃犯罪的惩罚标准,强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效率等.     

经济犯罪的经济分析

本文用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对经济犯罪进行了分析 ,认为 :经济犯罪相对于传统犯罪 ,犯罪人一般都是以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犯罪人更关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 ,因此通过提高经济犯罪的犯罪成本来防范经济犯罪的发生不失为一种良策。提高经济犯罪的犯罪成本 ,可采取一系列措施 ,本文仅从经济制度建设、立法、司法的角度寻求提高犯罪成本的途径和措施 ,包括 :加强制度建设 ,增大犯罪直接成本 ;提高司法效率 ,直接增大犯罪惩罚成本 ;严密法网 ,完善刑罚 ,间接增加犯罪的惩罚成本。     

从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谈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重在分析影响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各种因素 ,通过改变各种因素 ,增加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该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认为犯罪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 ,犯罪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就要提高犯罪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而降低犯罪收益 ,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从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谈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重在分析影响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各种因素 ,通过改变各种因素 ,增加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该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认为犯罪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 ,犯罪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就要提高犯罪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而降低犯罪收益 ,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电信诈骗犯罪的刑罚应对——基于成本收益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并结合当前电信诈骗的刑事判决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惩罚——收益"模型曲线,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刑罚在应对此类犯罪时的现实困境主要有大小配置、监禁刑和罚金刑适用不均衡等,因此在刑罚应对上应当通过降低入罪门槛、调整量刑幅度以及注重罚金刑的运用等,以应对严峻的电信诈骗犯罪现状。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浅析——基于成本收益模型

生态环境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安全需求,近年来污染环境犯罪数量大幅增加,严重降低了群众安全感。为寻求有效对策,运用成本收益模型对污染环境犯罪进行分析,发现物质机会成本以及预期刑罚成本较低,而非法排污节省的资金以及获取的利润往往是巨大的。因此,应当通过提高各种成本,尤其是预期惩罚成本来有效遏制污染环境犯罪的高发态势。     

试论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

探究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价值、刑法学界否认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原因以及我国刑罚惩罚目的的历史根源和伦理基础。刑罚惩罚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罚目的应以通过刑罚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谈废除无期徒刑及刑罚体系的完善

谈废除无期徒刑及刑罚体系的完善刘树军刑罚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用以惩罚犯罪的一种强制方法。犯罪与惩罚是我国刑法紧密相联的有机组成部分。犯罪是刑罚的前提条件，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我国自公布实施《刑法》以来，刑罚在惩治和预防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及保卫国家经...     

行贿罪成本分析及防控对策研究

通过运用犯罪经济学中成本分析理论,可以论证出行贿犯罪成本低,收益高,潜在行贿人在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中冒险实施犯罪,导致行贿犯罪高发。检察机关必须遵守效率最优原则,把刑罚作为补充道德谴责、民事制裁和行政处罚适用的最后手段,多方位,多手段控制犯罪;要求检察机关严格控制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规模,以不超过惩罚和预防犯罪所必要的尽可能少的投入和成本支出,最优地、较高地实现犯罪控制效率。     

我国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死刑存废问题探究——以犯罪经济学为视角

在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废除死刑的背景下,我国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的死刑存废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中,需求弹性理论和边际成本收益理论是用来分析犯罪问题以及刑罚适用比较常见的理论。以弹性理论为视角,故意杀人犯罪、抢劫犯罪的刑罚严厉性与犯罪数量二者之间在死刑存在的前提下富有弹性;而在废除死刑后,犯罪数量与刑罚的严厉性二者之间则缺乏弹性;而在边际成本收益理论的理论中,死刑的刑罚对暴力犯罪依然存在一定的威慑力,贸然废除死刑会当然导致刑罚的严厉性下降,从而使得犯罪人的犯罪成本下降,进而导致犯罪人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     

职务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意义

虽然刑事政策概念在逻辑上包括刑罚,但是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论蕴涵和价值趋向却是在排斥并超越刑罚.所以说,与惩罚相对立的"预防"是刑事政策的核心.惩罚是不得已的下策,预防是积极主动的上策.现代刑事惩罚政策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单纯的惩罚已经不再是现代刑罚的主要内容.职务犯罪预防应当以刑事政策为根据,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是一种标志,开辟了我国刑事政策的新篇章.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这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自由刑变更监督制度改革探析

自由刑的变更是刑事执行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文章分析了我国自由刑变更监督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建立检察同步监督机制和公开审理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现有的自由刑变更监督制度。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论犯罪耗费与侦查效益

犯罪耗费主要包括初始犯罪行为造成的耗费,持续犯罪行为造成的耗费,侦查机关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支出耗费,侦查机关信誉的耗费。犯罪耗费从整个社会的意义上可分为主动耗费和被动耗费,加强犯罪预防工作对减少整个犯罪耗费的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侦查工作中,应树立犯罪耗费观念,增强侦查效益意识,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刑事政策,健全侦查效益机制。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探疑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中的“犯罪分子”是指有事实或证据表明正在实施或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自然人或单位,包括实行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决犯。成为本罪主体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质条件是有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对于后者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行为人所在的国家机关(或组织)对该犯罪活动具有职能管辖权力,其次是行为人在所在的国家机关(组织)具有查禁犯罪的具体或特定的职权,最后,行为人正在履行查禁的职权之中。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行为犯,应以妨碍了国家对“犯罪分子”追诉活动为既遂,具体判断标准应结合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与对象的具体情况分三种情形加以确定。     

“一事不二罚”在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从一例危险驾驶案切入

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时,厘清"一事"、"二罚"的关系,适度延伸"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划清权力界限、保护公民权利、节约执法、司法成本均有重大意义。行刑交叉案件中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应该贯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罚责内容上的"有限并科"、"同质罚责刑事优先,相异罚责各自适用"以及"及时移送"三大核心内容。     

浅议将“宽严相济”引入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工作

当前,“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已得到广泛运用,公安执法人员在打击刑事犯罪的过程中也已基本树立起该理念,然而,“宽严相济”政策在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工作中却鲜有提及。从性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来看,将“宽严相济”引入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工作是可行的和必要的,这有助于公安执法人员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能力,实现治安管理处罚工作的最佳执法效果。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试论犯罪经济学的原理

犯罪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犯罪经济学所阐述的各种具体理论、观点的出发点,是统帅犯罪经济学各种具体理论、观点全局的基本理论。其核心是探讨如何解决和处理由资源的稀缺性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这对矛盾引起的犯罪等非法活动问题。其构成要素主要有效用最大化、具有不同效率和协调作用的市场及市场主体稳定的偏好。犯罪经济学主要应用的理论有理性选择理论、成本和收益理论、惩罚成本和惩罚机率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等。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在于:它的产生推动了犯罪学的深入发展,表明了经济学家也可以涉足犯罪研究领域,人类在同犯罪作斗争时也应讲求经济效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