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的变动与村民自治的实践——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政治解析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村民自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其实质是通过给予农民充足的自主发展空间。在增强农民对国家认同感与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时。实现国家治理与农民自我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实际来看，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使得村民自治更多地成为一种完成国家行政任务的载体，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构建一种新型文化网络关系，实现国家和村落社区的健康互动。基于这种现实，在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中检讨村民自治实践的历程，进而提供一些积极的实践方向就显得非常重要。     

“村财乡管”有悖国家法律

目前一些地方在推行“村财乡管”，甚至有的乡（镇）还把“村财乡管”作为一种新型的村级财务管理“好经验”加以推民笔者认儿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的今天，推行“村财乡管”是不可取够不宜提倡。所谓“村财乡管”就是乡（镇）政府责令村里把所有的资金和帐目都交到乡（镇）农经站管理，村里花钱办事，需要事先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拿出预算，报乡（镇）农经站审批。“村财乡管”背离了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宗旨，与国家法律相修。我国《宪法》和《村委会组料法》都规定，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发展基层民主。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     

村民自治组织管理权力的法律保障

建立村民自治组织管理权力 (简称村权力 )的法律保障制度本应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但在实践中却常被忽视 ,致使很多村出现了无序的倾向 ,应予纠正。要研究村权力的法律保障制度就必须认识村权力的性质以及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在村权力的法律保障制度中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村民自治与发挥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村民自治是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社区制度。当前村民自治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中存在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不要实施、应如何实施,以及农村党支部还是不是领导核心,如果是,应如何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等问题。笔者认为,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支持和保障”的关系。     

地方政府中的基层民主与社区自治研究——以湖北省百里州镇与杨林桥镇为个案

随着农村村民自治的兴起,社区自治也获得蓬勃发展。通过比较湖北省百里州镇与杨林桥镇两地在村民自治与社区自治建设的具体实践,可以看出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在在制度安排上具有可借鉴性。在传统型村治向现代民主型村治的转型过程中,比较社区自治与村民自治的异同,加强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我们架构更加适合现实国情的治理体系。     

对村民自治概念的法学分析

从制度层面来说 ,村民自治是通过宪法、法律所确认的农村村庄社区村民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法律制度 ,并以此确认了村民自治权 ;从行为层面来说 ,村民自治是法定村法定范围内的村民民主行使村民自治权的活动。村民自治与行业自治、组织自治、地区政权自治、居民自治不同。     

浅论社区“自治缺乏”和“参与不足”的改变

“自治缺少”，是指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自治程度相对低弱。“参与不足”是指社区居民关注和参加社区活动的程度相对不高。“自治缺少”与“参与不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从自治组织的角度着眼，后者是就自治的主体而言。     

村民自治进程中政治领导与公共权威的协调

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架构下 ,党与国家机构、民主党派或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 ,是各种政治关系的枢纽。在广大的基层农村 ,在多达百万计的村落 ,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则以村党支部（农村最基层的政治领导机构）与村民委员会（本社区公共权威或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为主线。能否理顺这一关系 ,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推进以村民自治为主体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关键。一根据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 ,是村各种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和各项工作（包括村民自治…     

社区自治组织"内卷化"①吸其功能变迁

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社区自治组织存在着"内卷化"倾向,而推进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为消除其"内卷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动力,社区自治组织利益表达的专门化和不可替代性,以及社区成员日益多样性、多层次的需求.也成为推动社区变迁的重要动力.解决其"内卷化",关键在于创新社区自治组织职能与机制.     

社区自治组织“内卷化”及其功能变迁

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社区自治组织存在着"内卷化"倾向,而推进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为消除其"内卷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动力,社区自治组织利益表达的专门化和不可替代性,以及社区成员日益多样性、多层次的需求,也成为推动社区变迁的重要动力。解决其"内卷化",关键在于创新社区自治组织职能与机制。     

依法治村≠村民自治

最近，在下乡检查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工作中，发现一些村将“依法治村”的形式概括成‘”村民自治’”的内容，他们拿出不少依法治村的章程条款和有关资料，来汇报不规范的村民咱治工作。笔者认为，这是包括某些民政干部在内的乡、村干部对“村民自治”与“依法治村”政策不清、概念模糊的表现。村民自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村民群众依法自己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即：自己的干部自己选，依法选举村民委员会干部；自己的事情自己定，实行民主决策；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进行民主管理；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开展民主监督。通过开展村民自治的一系…     

成效、问题及对策：山东省两县市“多村一社区”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调查

该文分析了通过撤村建社区,在中心村设立社区服务中心,构建起政府性公共服务体系、社区自我服务体系与市场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的成效,即政府性公共服务中有的服务项目规范化、专业化程度较高,村民满意度比较高;社区与企业合作提供的便民利民服务的供给比较充分。但是,也存在诸如县域间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力度差距较大、社区村（居）民自我服务匮乏、中心村与非中心村服务资源获得存在较大差距等问题。为此建议,通过强化各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促进社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配置;持续推进村（居）民自治与社区参与,促进“多村一社区”建设与村（居）民自治二者间的协调发展;加强非中心村的服务站点建设,缩小社区服务资源获得方面的差异等途径以促进“多村一社区”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缺失与强化

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路径主要体现为村民自治，由于村民自治是以村民的户籍所在地为依托，而农民进城务工过程中所伴随的农业人口流动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定影响，譬如农民流动是否会造成农村精英外流，甚至会导致村民自治的“空壳化”？     

村民委员会面临的困惑探析

根据我们对村委会状况的一些调查，笔者感到，村民委员会要依法实行自治，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惑，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困惑之一：在很多地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工作还没有理顺，村党支部仍实行“一元化”领导，村民委员会行使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难以落实。不少村主任反映...     

对实现“村改社区”居民参与的思考

社区自治的重要标志是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然而从“村改社区”自治组织的调查来看,社区居民的参与率比较低,制约着社区自治的发展.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实现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利益认同到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转化,以期提高居民参与率,实现社区自治.     

国家法与村民自治规范的冲突与调适——基于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案例库中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村民自治规范在行政诉讼的实践中正发挥着作用,村民、村集体、行政机关与法院均在相当程度上援引这种规范证成理由正当性。村民较倾向利用村民自治规范与国家法的位阶关系,形成"规范性援引路径";而村集体和行政机关则较多地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相较国家法的"自治属性",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法院虽多数情况下意在保护村民权益,但也向村集体与行政机关作出较大让步。这种援引背后,是农村社会、基层政权与国家交互作用所导致的正式制度施行机关在乡村治理中偏好适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逻辑,它对国家权威、动员能力和社会秩序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对其进行法治化调适,将宪法、法律等国家法内涵扩展至原则与精神,在二者关系上则引入"明显违反"标准。     

国家法与村民自治规范的冲突与调适——基于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案例库中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村民自治规范在行政诉讼的实践中正发挥着作用,村民、村集体、行政机关与法院均在相当程度上援引这种规范证成理由正当性。村民较倾向利用村民自治规范与国家法的位阶关系,形成"规范性援引路径";而村集体和行政机关则较多地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相较国家法的"自治属性",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法院虽多数情况下意在保护村民权益,但也向村集体与行政机关作出较大让步。这种援引背后,是农村社会、基层政权与国家交互作用所导致的正式制度施行机关在乡村治理中偏好适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逻辑,它对国家权威、动员能力和社会秩序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对其进行法治化调适,将宪法、法律等国家法内涵扩展至原则与精神,在二者关系上则引入"明显违反"标准。     

农民工的“残缺民主”

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阶层，既没有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造成了“残缺民主”，严重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的范围和质量。现有观点认为通过制度创新为外出农民工参与村民自治创造条件或通过制度及政策创新为外出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自治创造条件，但却都缺乏可行性条件，而建立农民工组织是解决残缺民主的可行办法。     

村党支部、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亟待解决两个深层次的问题: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及“乡政”与“村治”的关系。前者需要确立维护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地位是进行村民自治的前提,明确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后者需要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来划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权限,明确政府权力渗透的边界和村民自治权力运行的边界,使得行政权与自治权在法治轨道上协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