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应传递司法正能量

从书法官职业12年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称呼就是“刘法官”。当事人一句“法官”，虽然再普通不过，却常常让我觉得沉甸甸的，也让我不断地思考和反省：老百姓来到法院，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法官？基层法官每年都要审理三四百件案子，如何才能在每个案件中让当事人感受到公正、放心？     

不懂法律也能当法官的时代结束了

民间流传着两则与法官有关的笑话：一天，一个派出法庭的法官在村里审理一起案件时，被胖妻唤住，称自家的猪跑出了圈，于是，他暂停审案撵猪而去。待猪被赶回圈里，法官重新回到审理现场后，问当事人：“我刚才审到哪里了？”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当事人拿到判决书后，发现其中有“根据《新闻法》第23条判决如下”的字句，惊讶地问法官：“我国的新闻法还没有出台，你怎么能这样判呢？”法官的回答理直气壮：“我觉得新闻法就应该这样规定。”民间笑话虽然未必真实，但百姓对法官素质的不满可见一斑。     

50万元堕胎费撂翻女局长

四川省江安县国土资源局女局长龙廷芬轰然倒台颇具戏剧性：丈夫的情妇珠胎暗结后．要求龙廷芬为其腹中的孩子“埋单”，龙廷芬敢怒而不敢言．乖乖捧出50万元的堕胎费。此案蹊跷之处在于：堂堂女局长为何在情敌面前患上“软骨症”？第三者在拿到巨额“堕胎费”后为何还要将女局长送进监狱？2007年12月上旬，随着龙廷芬一案被审查起诉．案件背后的秘密昭然若揭。     

著名律师100期感言──律师,为何不叫“律官”

孩子们常常向我提问：律师为何不叫律官？又问．有警官、有检察官、有法官、为什么没有律官？更有甚者，他们说：刑事案件升庭时，正面坐着法官，右侧坐着检察官，左恻坐着的人为何不称律官而称律师？从公诉席和辩护席的设置上看，是平行的、平等的，怎么称谓就不同呢？这些问题，我真朝思暮想过，也查了一些史料，至今我也很难把它说清楚，说明白，说得有理有据。但有一个问题是清楚的，凡是称官者，都有实权。比如：警官有侦查权；检察官有提起公诉权；法官有审判权；行政官员权力也很大，他们都有根据职务各施其权的权力；民间的“官”也…     

邮寄提交证据的方式亟待规范

当事人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向法院提交证据通常是两种方式．一是当事人立案时到法院向立案庭递交诉状附带证据．立案庭出具收据：二是当事人在立案后。根据法官的要求或是诉讼的需要，通过邮局以挂号或特快专递邮件的方式．向法官邮寄证据材料。以第一种方式递交证据的，当事人与法官在收到证据方面较少有争议．但是以第二种方式向法院提交证据的，当事人与法官在是否收到证据的问题上时有争议。经常是当事人持邮局出具的邮寄凭证说证据已寄给法官，而法官则称没有收到。     

一起骇人听闻的法庭"硝酸雨"

前不久,广东省东莞市法院樟木头法庭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法官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中,男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向妻子示爱求欢遭拒后,竟将一瓶浓硝酸泼向妻子、书记员和司机等人!这名婚姻失意的四川男子为何选择在法庭上拥抱亲吻妻子?女方为何拒绝老公“最后的温柔”?在这桩惨痛的毁容案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2007年4月8日,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此案真相大白。     

北川地震遗址该不该收费

《中国青年报》2011年10月26日刊登胡印斌的文章：地震遗址变身收费景点，全国人民的爱心换来冰冷的门票，眼下，围绕北川地震遗址收“门票”事件，网上议论纷纷，网友几乎一边倒地质疑收费既不合理、更不合情。而北川的回应更是左支右绌、言不及义。一会儿说这笔费用是车费、维护费；一会儿又说这费用实际上就相当于“门票”，窘迫之态，一览无余。那么，公众到底为何众口一词质疑地震遗址的收费呢？     

论辩论主义与诉讼结构的关系

辩论主义作为现代诉讼的原则之一,解决的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进行角色分担的问题。当事人与法官的关系在诉讼中表现为两者在对待事实和证据的积极性上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两者的关系理论上可以抽象的概括为“消极的法官——对抗的当事者”和“积极的法官——缺少对抗性的当事者”,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德国为代表。辩论主义与这两种诉讼结构都有着兼容与冲突,这种关系的探讨旨在使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从而共同有效地致力于诉讼目的的最终实现。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涉及两个概念：法官和自由裁量权。研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首先应当明确法官的职能。本文将首先对法官的职业特点进行粗浅的分析,然后着重论述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一、关于法官　　法官不是立法机关的成员,也不是行政机关的成员,法官是居中裁判者,其居于各当事人之“中”进行公正的裁判。此“中”是指法官在各当事人中处于中间地位,独立于各当事人,扩大一步即为司法独立,而公正则指法官在具体裁判行为中对各当事人不偏不倚。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目的,司法独立则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前者侧重于法官…     

法官告知变更诉请行为的独立价值

在民事诉讼中 ,法官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不同于释明 ,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法官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并不违背“处分权原则” ,而应视为对“争议恒定原则”的补充与完善。同时 ,法官对此一事项的告知亦非当然地与“法官中立原则”相对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3 5条确立了“法官对当事人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义务” ,其动机是合乎诉讼逻辑的 ,但在具体规制上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法官对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义务——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为分析基础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于当事人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并不等同于释明,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法官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并不违背“处分权原则”,而应视为对“争议恒定原则”的补充与完善。同时,法官对此一事项的告知亦非当然地与“法官中立原则”相对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确立了“法官对当事人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义务”,其动机是合乎诉讼逻辑的,但在具体规制上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李红星：用心用脑用情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行为总是一再重复。因此卓越不是单一的举动，而是习惯。”作为与众多心怀怨气的当事人打交道的负责传统民事案件的法官，能够十年如一日心平气和地面对当事人，并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说法，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卓越的法官了。     

“云办公”:助力互联网司法战“疫”

“法官现处于居家隔离阶段,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法官居家在线开庭审理?”“申请!”2020年2月4日,一位居家隔离观察的杭州互联网法院法官通过该院的诉讼平台,进行了一场法官、双方当事人各在家中,陕西西安、浙江杭州、温州三地连线的“隔空庭审”。双方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并快速收到了由该院电子送达平台自动签章形成的法律文书。整个庭审指令清晰、严谨有序、运行顺畅。     

鉴定人与专家证人制度的冲突及其解决——评最高院有关专家证人的相关答复

现代化社会在一些新型案件尤其是知识产权纠纷中．传统证据理论和制度使法官查明事实真相出现困难．促使司法机关绕过立法不断探求新的对应措施．这是无可非议的。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专家出庭到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法庭也可以通知”专家出庭“就案件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索贿未果,法官“维权”状告当事人

当事人打官司,资深法官答应帮忙,但条件是对方支付5万元好处费.由于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金,当事人在法官的授意下,给其打了一张5万元的借条.没想到,因为没能及时支付好处费,法官竟然启动法律程序把当事人告上了法庭,索要“贿赂加利息、滞纳金”总计近100万元. 　　2005年7月20日,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全国罕见的法官索贿案.     

“双损”成“双赢” 多年积怨终消解

一起历时6年的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多个审判程序．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异常激化，多次发生正面冲突，甚至可用“剑拔弩张”来形容。不过，经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倾心尽力的调解工作，基于对人民法院公正处理案件的信任，双方当事人终于化解了多年的积怨，达成了调解协议。2005年10月18日，在本案承办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兴高采烈地领取了调解书以及调解书所涉及的3500万元案款和权属文件，并分别向法官赠送了锦旗。双方当事人的握手言和，不仅让“双损”变成了“双赢”，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并且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法官职业道德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法官这一职业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法官在社会中将扮演多重角色，因而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评价应依具体角色而具有不同的内容。　　法律世界中的法官。这一角色要求法官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居中裁判者，它是由法官这一特定职业所决定的。相应的法官职业道德评价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是否在具备法定事由时适时回避；是否有单方会见、接触当事人或与当事人交流的情形；是否接受过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吃请、送礼或其它好处；能否在办案中排除人情、关系对裁判的影响；在办案中是否平等地对待当事人，让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陈述或辩论权；是否保守审判…     

说什么和怎样说——我所理解的法官中立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法官中立、居中裁判的审判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有人把法官形象地比喻成球场上的裁判，强调法官要像裁判那样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偏不倚，如此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这相对于过去审判长在开庭时带着感情审案，帮着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论辩的作法，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我认为，目前在审判界主张法官中立的同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法官居中的一面，忽视了法官职能中主持正义的一面，似乎法官在法庭上“无为”或“无所作为”则是中立，如发现问题，主动查明则被斥为职权主义，有偏向一方当事人之嫌，从一个极端走向…     

民事鉴定程序启动中的职权与权利配置

在民事诉讼中启动鉴定程序存在三种方式,体现了法官职权与当事人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当事人证明权和比较法上证明申请制度,当事人提出的鉴定申请是启动鉴定程序的主要方式,应约束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推进.虽然法官可能具有鉴定所需专门知识,但是不应认为法官就此享有决定是否鉴定的裁量权.关注到专门知识在法官事实认定中的地位与审判专门化倾向,有必要重新理解现行法上“有专门知识的人”概念.在不针对鉴定意见时,他应可以协助当事人就法官专门知识发表意见.法官应通过鉴定释明促使当事人提出适当鉴定申请,该义务的关键在于其类型与内容.我国可以借鉴德国法证据释明规则,根据当事人是否已提出鉴定申请,将鉴定释明分为针对鉴定申请的“无中生有”和“去粗取精”两种情形.考虑到比较法上普遍承认法官依职权鉴定裁量权,我国目前司法解释的限缩规则应扩张到《民事诉讼法》条文本意.     

“快递小哥”巧执行

<正>“张法官,我说看着您怎么那么面熟,那天就是您给我送的快递吧？实在不好意思,你们办案也不容易！”曹某难为情地说道。作为一名执行法官,我为何要变身“快递小哥”？又是如何通过这一角色成功化解多年“骨头案”、帮助申请执行人要到执行款的？这要从一起让我难忘的涉民生案说起。2015年3月,被告王某驾驶机动车与原告李某发生交通事故,致李某伤残并丧失了劳动能力。后法院判决王某赔偿李某损失5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