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明妨碍排除制度初探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妨碍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种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平等原则,侵害了他人的诉讼利益,应当予以规制。对此,我国的立法和理论研究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构建我国的证明妨碍排除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

证明妨碍排除是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保障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促进诉讼程序公平、正义、高效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我国民诉立法中并未正式确立,仅在司法解释中作了一条简单的规定,理论界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立足于我国的研究现状,重新界定了证明妨碍的概念,并进一步从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及其具体情形和程度出发,提出应设置不同的法律后果,并应将其建立在完善的调查取证制度的基础上,以从根本上杜绝这类情形的发生。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问题研究

在民事诉讼中,“证明妨碍”行为时有发生。为了实现司法正义,必须加强对这种行为的规制。现代“证明妨碍”制度并非在我国自然生长,它源自英国,因此,须对“证明妨碍”制度之生成、概念与要件充分了解,并对当下我国“证明妨碍”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以探求“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构建之径路。     

我国证明妨碍法律后果之重构:以民事案例为切入点

当前学术界对证明妨碍这一概念有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导致在学术研究乃至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概念使用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运用语义学对这一概念分析探究,应当统一适用证明妨碍,进而清晰规范概念。在对大量相关民事案例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妨碍制度在民事案件适用中存在适用条件不具体和法律效果单一等问题,重构证明妨碍法律后果,以保证民事裁判的公平公正。     

亲子关系诉讼中拒绝亲子鉴定的证明妨碍论

证明妨碍是妨害诉讼证明致使事实难以解明的行为,它会对妨害行为的实施者带来不利益。拒绝亲子鉴定的证明妨碍以妨碍行为人被科令负担鉴定协力义务为前提,其法律后果因行为人为当事人或第三人而有所不同,仅在当事人拒绝亲子鉴定时法官始可进行事实推定。我国相关的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不够完善,新近施行的《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意义积极,但也有不足：适用条件不明确、拒绝鉴定所生法律效果较为模糊且过于单一、适用的主体范围偏窄、当事人程序保障条款缺失以及与实体法没有很好地对接等。     

论民事证明妨碍的程序性规制

民事证明妨碍作为程序上的不法行为只有给予程序上的制裁，对其进行纠正和预防的目的才能真正奏效，即排除妨碍人因妨碍行为所获得的不当利益及诉讼优势地位，让诉讼回复应有的正常秩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左于一般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故学者们在具体对策的选择上众说纷纭。证明妨碍行为应当在程序性规制视角下，完善相应配套制度，合理设计适用程序，由法官在法定限度内合理行使自由心证，以达到有效规制证据妨碍行为以及实现当事人平等与诉讼公正的目的。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再思考

在行政诉讼中应采用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一般情况下应当采用明显优势的证明标准，对于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等严重影响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处罚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原告应当提出证据证明的事实及其他程序性事实适用合理可能性证明标准。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根据既有证据判定指控事实存在与否的心证标准。与其它诉讼相比,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具有自己特有的层次性。其具体内容可设定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占优势盖然性标准、合理可能性标准,并且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适用不同的证明对象。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和民事诉讼为基点的分析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有必要重新考虑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分为起诉证明标准和判决证明标准.起诉标准为"有合理根据",判决证明标准分为"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和"占优势的盖然性"两个层次.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制度探讨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制度为人民法院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实质反映了不同国家权力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目前,我国该项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问题的解决不仅要完善立法技术,而且要在合乎宪政体制的前提下,合理确定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及其界限。     

论证明妨害的构成要件及其规制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妨害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种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平等原则,侵害了他人的诉讼利益,此即证明妨害行为。为保证在实践中保障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促进诉讼程序公平、正义、高效的实现,对于证明妨害行为应当予以规制。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经常面临如何适用行政规定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并未给出正确的答案.不同的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具有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以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审查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于裁判时可引用行政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的依据,惟不得仅引用行政规定...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初探

主司司法调解的法院,一直以来只对民事纠纷案件进行调解,而对于行政纠纷案件的处理则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大量的行政案件,法院在做双方当事人思想及相关协调工作后,只能用法定结案方式"撤诉"来替代,而无法直接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而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的潜在运用比民事诉讼更甚,大量的撤诉实质上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我们呼吁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完善司法调解体系,实现司法调解保证下的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     

行政诉讼案卷外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作为行政诉讼领域特有的证据规则之一,案卷外证据排除规则集中体现了行政诉讼司法复审的本质要求,是指法院不得以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未提出或未收集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案卷外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应从其意义和要求入手,进而对我国现有相关规定进行评析,最终应该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在现行行政诉讼法中明定案卷外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属性和适用范围。     

试论行政诉讼的种类

我国现有的关于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遇到了许多问题。在借鉴国外行政诉讼种类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提出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应明确规定撤销诉讼等七种诉讼种类,并做具体论述,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环节。     

论行政诉讼与人权保障——兼论行政诉讼的目的

行政诉讼与人权保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行政诉讼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人权保障则是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     

论行政诉讼审查标准之完善

行政诉讼审查标准是人民法院针对被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所应遵循的标准,是人民法院裁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依据的尺度.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审查标准存在明显的缺陷:不分问题的性质,都采取了统一的严格的标准;以合法性审查为基本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程序审查中仅以法定程序为准,不考虑非法定程序.随着行政机关被赋予更广泛的行政管理权,这种审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与理念.因此,应当重构我国行政诉讼审查的标准,即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建立灵活适当的审查标准,确立合理性审查标准,全面引入正当法律程序标准.     

试论军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是指军事法院对于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明确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有利于确定军事法院对于军事行政主体实施司法审查的权限范围,厘清公民、法人和组织获取军事司法救济的领域,划分军事法院与军事行政主体在处理有关军事行政纠纷时的分工界限。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应当符合军事行政行为的标准、权利标准以及利害关系标准,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必须以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依据,在两者保持总体上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前者要明显小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