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现代治理理论在民族工作中的适用性

开展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同时，民族事务也是多民族同家诸多公共事务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民族工作、民族事务、民族关系调处、民族问题解决同样适用治理理论。现代治理理论启示我们，应根据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重要性、同际性、复杂性特点，顺应民族工作社会化大趋势，依靠多主体，集多种途径与方法于一体，多角度、全方位协作处理民族问题。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挑战与治理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论述

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风险挑战决定了必须把边疆民族地区放到国家治理重要位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治国必治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治藏基本方略和新时代治疆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指引了前进方向，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要坚持党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全面领导、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法治化程度、坚持以治藏和治疆为核心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略和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现代化能力，从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持续稳定与繁荣发展。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和物质基础。本文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民族地区产生的危害，探讨了保护生态环境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治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最后总结了六点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民族问题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研究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时代的中国民族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治理问题,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治理战略。基于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协调发展的最新态势,结合国内外诸多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对当前世界民族问题与后发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现实困境作初步的探讨,尤其思考了我国转型时期边疆民族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期丰富我国边疆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民族社会治理战略。     

民族问题的现代治理:概念与特征

民族问题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子系统,在共享社会治理基本内核的同时,其治理范围被明确限定在民族事务领域。与此同时,民族社会运行与民族问题的自有逻辑与特点,又使得民族问题治理有着不同于一般社会治理的若干独特属性。因此,需要在明确民族问题治理基本概念的同时,应从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出发,探讨民族问题治理的独特性,通过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以求明确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改善民族地区治理效果的重要理论基础。基于此,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作为研究对象,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的主要内容,分析当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结合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应用。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凉山彝族家支治理经验研究

家支是凉山彝族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典型的血缘维系的自主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具有凉山彝族特色的社会组织与管理经验。从以多元主体为核心的当代治理变革背景来看，家支治理经验对凉山彝族乡村治理具有历史合理性与民族认同性的价值，也存在一些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弊端。借鉴社会科学中一个崭新的理论一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家支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建构凉山彝族乡村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作出有益探索。     

发展警务社会工作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

<正>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重点提到：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具体举措包括“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全球治理对人权保障与发展双重作用的分析

在全球化时代，人权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过程中，充分实现和保障人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全球治理对人权的保障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全球治理与人权有诸多共同的关注点，都涉及到民主法治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可以说，全球治理有利于促进人权的实现；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权国家的权威，一些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全球治理的名义干预一些民族国家的内政，影响了民族国家的人权保护与发展。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AH移民村的调查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移民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与延续，既传承了中国血缘与地缘重合的共同体传统，又呈现出时代新特征。民族地区多民族移民村落共同体建设，强化地缘意识，实现了由血缘“多元”走向地缘“一体”。文章选取AH村为研究个案，探究了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民族互嵌结构体系建设是移民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共同体精神培育是移民村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未来方向。     

新时代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建构包括基本国情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认知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整体认知在内的多维认知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完善民族事务治理领导体制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完善包括完备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民族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民族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民族法治保障体系在内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治理理念下民族旅游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

民族旅游城镇可持续发展是对民族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民族旅游城镇竞争力得以提高的必然选择。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提出民族旅游城镇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区为例,对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区治理的必要性进行探析,由此建构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区可持续发展治理模式。     

公共危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带给人类的负面影响,已经把全人类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全球治理已是当务之急。在民族国家占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是由于公共危机全球化的趋势,仅仅依靠单个民族国家的力量是难以实现全球治理的。为此,学术界以及大多数民族国家把全球治理的重任寄托在全球最大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身上。当前的联合国还存在很多问题,显然还不能担此重任,必须进行改革。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结构功能主义解读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治理系统,治理功能的实现不再是民族国家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与其他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文章以结构功能主义作为分析框架,分别从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和维持功能三个层面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全球治理进行解读,认为非政府主体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但并没有改变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同治理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合作,也存在着冲突。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系统在促使治理目标实现的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弱势主体的利益受损。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习惯法的功能定位

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时代性、自主性、公共性、规范性、丰富性、稳定性、开放性的特征,对民族习惯法进行重新定位,阐释民族习惯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贯彻国家法律与政策、针对性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纠纷、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等功能。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内核。据此,文章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二者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最后基于这种内在逻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建、构建乡村治理多元机制、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营造乡村和谐氛围的角度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路径。     

国家力量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

<正>广大的乡村长期占据着中国基层治理的主体位置，如火如荼推进的乡村振兴在将乡村发展凸显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舞台中央的同时，又进一步突出了乡村治理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在“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的讨论中，乡村治理也就成为必须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国家力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更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民族传统的社会治理采纳探究北大核心CSSCI

民族传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民族政治文化的反映,更是民族地区维护社会稳定和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石,但是民族传统在信息社会和媒介的冲击下支离破碎,在党和国家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和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在认识以少数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探讨它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及可能性,并对民族传统的社会治理采纳方式进行探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