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南北朝文化对庾信文学影响的几个问题

庾信虽然终老于北朝,文学史又将其算作北朝作家,但从根源上讲他是南朝作家。南朝文化对他的影响是终身不灭的。对于庾信入北后的诗文风格发生的显著变化,不能片面夸大北朝文化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南朝文化这个“根”,必须置之于整个南北朝文学的大环境中,辩证地分析、全面地考察。     

东晋南朝时尚文化探析

东晋南朝文化在多元化的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内自成独立板块，体现在时尚文化层面，东晋南朝更是别具异彩：学术时尚的崇义理而重思辩，文学艺术时尚的崇柔斥刚、尚华黜朴，审美时尚的尚柔守雌，生活消费时尚的崇奢斥俭、追新逐异。独特的政治条件、经济基础、文化氛围和“江山之助”是形成东晋南朝时尚文化的合力因素。     

东晋南朝时尚文化探析

东晋南朝文化在多元化的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内自成独立板块，体现在时尚文化层面，东晋南朝更是别具异彩：学术时尚的崇义理而重思辩，文学艺术时尚的崇柔斥刚、尚华黜朴，审美时尚的尚柔守雌，生活消费时尚的崇奢斥俭、追新逐异。独特的政治条件、经济基础、文化氛围和“江山之助”是形成东晋南朝时尚文化的舍力因素。     

论南北朝户口的漏籍与检括

我国历代史书记载户口之数,多寡悬殊很大,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户口数更是少得出奇。南北朝时期见于史载的户口数有:南朝宋武帝大明八年(464),户数约九十万;陈宣帝时(569—582),户数约六十万。北朝,魏明帝照平至神龟年间(516—519),户数约五百万;齐幼主承光元年(577);户数三百三十万,口数二千万;     

“势”、“道”、“术”: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新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推动治国理政活动科学化的现实需要。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要避免碎片化,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习近平全部理论活动都是围绕"势"、"道"、"术"来展开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势"、"道"、"术"的把握上,治国理政之"势"、治国理政之"道"、治国理政之"术"的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     

以《刘子新论》为视角探析刘勰的法律思想

刘勰《刘子新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思想著作。刘勰认识到不同时代社会风俗有异，法律必须根据时代需求作出调整；强调顺应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以把握赏罚尺度和标准。针对南朝社会的无序状况，刘勰提出“贵农”、“爱民”的疗救措施和“法术结合”、“赏罚相济”的法制思想和司法主张。刘勰的法律思想包涵了民本思想、君臣观念和德治理念，同时受到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和玄学“辨名析理”思维方式的影响。     

东魏、北齐时期邺地墓志文学管窥

北朝之东魏、北齐定都于邺,引起邺地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变迁,加以其地富庶的经济背景,邺地墓志文学在数量、骈句的使用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于北魏、南朝墓志文学的优势,并对后世墓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墓志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北朝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略论

孝文帝改定官制所造就的北魏秘书著作官制度,在模仿南朝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由此确立了北魏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包括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在内的北朝国家编撰出版机构,则基本沿着北魏制度的轨道运行。北朝的秘书著作官制度,也成为后来隋唐相关制度的主要渊源。     

中国“现代皇权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建设

中国封建主义崇尚皇权,皇权至上,故而可称皇权主义。中国皇权主义的主要特征有:第一,普天之下,为皇帝一人之治;集中于皇帝的最高权力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世代相袭。第二,以皇帝为顶点形成一个权力金字塔:皇帝、皇室贵族,宦官、中央及地方官员,吏员,一层套一层,对上服从对下专制。第三,皇权的威力不受限制,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法自君出”,皇帝的谕旨即法,而皇帝本人从不受法津制约,皇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     

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概况

<正>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江苏省会南京东郊,规划面积29.74平方公里,区内"山、水、泉、林、洞、碑、寺"七景相依相融,远古、六朝、明朝及民国文化传承有序,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被孙中山在《治国方略》中赞誉为"美善之地"。汤山温泉品质优异,含有32种矿物质和5种微量元素,早在1500年前的南朝时期即被封为"圣汤",是国内唯一获得欧洲、日本温泉水质国际双认证的温泉;1993年在汤山出土的直立人头盖     

新时期佛教复兴的见证——读袁普泉《灵山缘》

佛教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汉明帝给楚王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并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中国化;梁武帝时期,南朝佛教登上了高峰。唐、宋、元、明、清时期,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佛徒、居士在我国众多,僧、尼各得其     

从“因师获印”之议看党锢之祸

东汉时期皇权逐渐强化,皇帝重用近臣(多为外戚、宦官),士大夫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被边缘化。但由于察举制和征辟制的实行,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士人阶层。日渐强大的士人阶层对"不亲接"的地位开始不满意并和皇权逐渐产生了冲突,周福"因师获印",党议兴起;"因师获印"所导致的党议是士人阶层为获得朝廷核心权力而和皇权产生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是士人阶层在经过向皇帝上书争取核心权力不成功后以党议的方式对皇权的施压。随着士人阶层在赦后杀人,与皇权的冲突逐渐加剧,从而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党锢之祸是东汉儒学取士、士人阶层强大和东汉专制的皇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士人阶层和皇权之间冲突的结果。     

皇权与传统政治秩序的生成

皇权在形成传统政治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仍缺少比较系统的阐述。皇权意味着有皇帝身份的人真正居于象征最高权力的宝座之上,并切实按照公认的规则行使这种权力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这样的皇权有利于形成人心思定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整肃吏治和保障民生,所以成为传统社会理想的尊卑有序、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政治秩序之源。但以皇权为核心组织社会秩序,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     

青田县名的由来

青田县建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青田”之名,始见于南朝宋郑缉之《永嘉郡记》“青田县有草,叶似竹,可染碧,名为竹青,此地所丰,故名青田。”(清孙识让校集注明;南朝宋时青田未有县,此“县”字当“村”字之误。) 至于县名的由来,历代史书中有如下记载: 北宋《太平寰宇记》青田县本松阳、     

皇权与传统政治秩序的生成

皇权在形成传统政治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仍缺少比较系统的阐述.皇权意味着有皇帝身份的人真正居于象征最高权力的宝座之上,并切实按照公认的规则行使这种权力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这样的皇权有利于形成人心思定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整肃吏治和保障民生,所以成为传统社会理想的尊卑有序、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政治秩序之源.但以皇权为核心组织社会秩序,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     

扇子与文化艺术

中国历代著名的书画家都喜爱在扇面上题诗作画,逐渐形成了书画艺术中的“别体之作”,扇子由此也成了熔书、画、工艺为一体的精美艺术品。丰子恺先生在《扇子的艺术》一文中写道:“扇子是在中国特别发达的一种书画形式。”在扇面上题诗作画始于三国时代,渐盛于魏晋南北朝。《历代名画记》中载:南朝画家蘧道愍“兼能画扇,人马数分,毫厘不失,别体之妙,可谓入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纨扇仕女图》,形象地描绘了     

以何致治?——评崔永东《思想家的治国之道》

崔永东《思想家的治国之道》一书探讨了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家的治国之道,研究了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和内在价值,揭示了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的意义。此书如能对各种治国理念间的交流和影响增加论述,可进一步拓宽理论研究深度,使本书结构更加完整。     

论依法治国与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一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忠实的继承和重大的发展 ,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其实 ,依法治国不单纯是个治国的方略问题 ,而是人民依法治理国家的理念、方略、原则和体制的总称。如果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科教兴国是兴国之策的话 ,那么依法治国则是治国之道。其伟大意义不管怎样估价 ,都不算过高。治国之道或者说治国方略与执政方式是紧密相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治国之道直接影响甚至包含着执政方式的问题…     

服从与服务——专制皇权视野下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建构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专制皇权,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依靠专制皇权的承认与推崇方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反之,则会在专制皇权的打压之下日渐没落甚至难以为继。回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专制皇权决定着民间信仰的兴废存亡,民间信仰沦为专制皇权的附庸,成为封建帝王除却儒家经义与正统礼教之外教化万民、巩固统治的又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工具。故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服从于皇权、服务于皇权的世俗政治化特征。     

3～6世纪胡人入据岷江上游及对"岷江道"的开拓

岷江上游自古是一条民族迁徙通道,在公元3~6世纪有不少胡人入据这一区域且十分活跃,但目前学术界对岷江上游的胡人活动的史实尚重视不够。本文通过对相关史籍记载的分析,系统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活动,认为胡人的入据对当时沟通西域与南朝陆路交往的"岷江道"的开拓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