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暂缓起诉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化解矛盾无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暂缓起诉制度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如何发挥其优势、克服其不足,是未来我国在实施暂缓起诉制度时需慎重解决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从报应性正义回归到恢复性正义,对未成年人的处置要体现保护主义原则,但由于公众对相对不起诉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无非刑罚化处理方法等原因,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遭遇了困境.故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蓝本,全面认识相对不起诉的价值取向,加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并确保该不起诉裁量权被正当且有效地行使.     

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考察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基于起诉便宜原则而确立的,其通过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的处置.适时终结已经启动的不必要的刑事追诉程序,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载体.由于在法律规定、理解适用、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仍然极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亟待改进与完善.     

重构我国起诉裁量权制度

目前我国的起诉裁量权制度不能满足减少诉讼环节、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追求。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下,应当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同时完善配套制度和制约机制。     

青少年犯罪的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对青少年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符合我国“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和预防犯罪以及回归社会的刑罚目的,是针对青少年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而采取的合理措施。我国应明确对青少年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的对象条件、罪刑条件、适用程序、考察措施与考察期限等条件,构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青少年犯罪暂缓起诉制度以及相应的救济措施。     

暂缓起诉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兼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暂缓起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暂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在于程序上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实体上体现了刑罚经济思想。德国、日本、荷兰都对暂缓起诉制度有严格而完备的规定。在我国,针对某些检察院试行的暂缓起诉制度,有论者提出了质疑。但从我国现行起诉制度、司法资源来看,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暂缓起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定罪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

定罪是正确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核心。目前关于定罪主要存在着以下需要厘清的问题，即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问题、疑罪问题、一罪与数罪问题、定罪中的人格因素问题、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不起诉制度的缺陷问题、法院变更起诉罪名问题、定罪的证明标准问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其影响定罪的依据和路径，可以合理地解决入罪与出罪问题。在定罪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解决上述存在的若干问题，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     

起诉裁量权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运用——以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权的考察为视角

2007年2月1日,高检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要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在此强调合理使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实践中实际运用的具体体现。本文以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暨不起诉决定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为考察对象,对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检察工作的具体要求,分析了现实环境下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存在的不足并相应地提出了完善的初步构想。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实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适用这一刑事政策是刑罚轻缓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文章从司法机关适用刑事政策的原则和标准进行阐释,探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环节、方式以及实现的效果,以达确立科学的刑罚观念,推进我国刑罚适用以最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果之目的。     

我国刑事诉讼无救济规则探析

完善的法律规范要求对违法行为实施者进行有效的制裁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救济。我国刑事诉讼法由于缺乏对违反程序性规则的制裁，以及缺乏救济规范而使其权利保护色彩大为减弱，这种缺陷已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权利保障的需要。应该重新构建我国的程序性制裁体系，维护诉讼程序的具体实施。     

如何消弭二审程序中刑事赔偿与量刑的冲突

从立法宗旨、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不能作为二审法院量刑时的参考意见,但这并不影响赔偿行为在刑罚执行体系中作为减刑和假释的参考依据。应该通过加强一审中就赔偿与量刑关系的解释说明工作,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适当引入人民调解等措施,尽可能地将刑事赔偿问题化解在一审程序中。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采用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但该制度仍存缺陷及不足,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扒窃犯罪本益论

扒窃犯罪是扒窃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表现。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其犯罪收益有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及心理满足。从犯罪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来控制、预防扒窃，应该严格公正执法，优化公检法职能机关对扒窃犯罪的诉讼价值；改变刑法对扒窃犯罪的惩罚标准，强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效率等。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汉代上请制度及其建立的理性基础

汉代的上请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议”之法。上请是指特定主体的行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在履行特定上报批准程序后方能追究该特定行为主体刑事责任的制度。汉代上请适用的对象既有皇室宗亲、外戚、享有一定秩禄的官吏，也有老人、小孩，以及因亲情触犯法律的人；上请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不准越级上请。上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的慎刑思想，同时也起到统一司法的作用。     

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酌定不起诉制度集中体现了公诉裁量权原则、诉讼经济原则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与此同时,该制度还与我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然而,由于酌定不起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受传统起诉法定主义思想的影响,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率一直偏低。因此,本文通过对酌定不起诉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探析,进而提出相对应的完善措施,希冀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移植国外辩诉交易制度适用新探

辩诉交易制度是发源于美国的一种快速结案诉讼制度 ,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中的控辩量刑交易制度 ,可为我国法律移植与借鉴 ,但应严格程序规范以保障其实施的正确与尊严 ;其中的定罪辩诉交易制度 ,无论从诉讼公正抑或诉讼效率层面探究皆不能得到移植我国的适用的证据。     

试论死刑的价值

死刑作为一种与阶级社会相伴生的法律现象,数千年来一直是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两个世纪,死刑存废的论争在全世界刑法学界展开。这一论争的意义已超出了死刑这一刑罚方式本身,其结果势必影响到刑事立法和司法。我国对死刑应予保留,但其适用应予严格限制。     

我国毒品再犯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第356条在性质上是针对毒品犯罪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刑事政策,即一种法定的再犯制度.其构成条件可简单概括为犯过罪,判过刑,又犯罪.在毒品再犯和一般累犯发生竞合的情形下,应仅适用累犯的规定,不再用毒品再犯的规定再次加重处罚;在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情形下,应排除累犯的适用,仅依照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毒品再犯制度本身可从前罪范围、刑种条件、时间条件和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等四方面进行重构,使之符合其应有的立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