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韧性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

作为克服传统研究系统性、长远性不足的一种新型理论框架，韧性治理聚焦全过程治理的应对能力，具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内生性治理等系统性治理优势，是消除运动式治理、依赖式治理、跑腿型治理、谋生式治理及模仿式治理等乡村治理脆弱性隐忧，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基于韧性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融合-实践”的逻辑，韧性治理的机制韧性、社会韧性、技术韧性、经济韧性和文化韧性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对治理体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基础、治理文化的要求高度契合。新时代乡村治理要着力推动常态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数字化治理、造血式治理和内生性治理，全面增强乡村治理韧性，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老龄社会健康风险与韧性治理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增速快、水平高、差异大和结构稳的显著特点。老年群体健康问题凸显,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治理议题,传统治理模式效果欠佳,需要引入韧性治理以快速、积极和高效地应对风险冲击和挑战。中国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是在人口老龄化迅速加深和老年群体健康问题显现双重叠加下产生的,以老年人健康问题为核心,给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损失性和复杂性的多维风险,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全人群全周期性等特点。为此,老龄社会健康风险的韧性治理需要以老年群体韧性实现的动态过程为核心,以全人群全周期、动态调适和分类管理为原则性理念,以过程管理为主要手段,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基本结构,以预防、减轻和化解健康风险及其后果为根本目标,化危为机。未来,中国在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治理上还需要坚持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视角,为健康老龄化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韧性治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因应与调适——基于W市J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个案研究

从现代风险社会的发展特征来看,提升社区应急管理韧性是夯实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客观要求。借鉴"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理论,搭建强调主体能力发展、网络化参与、巩固社会资本和注重数智治理的韧性治理可以发现,该模式依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全面关注脆弱性群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等行动策略,构筑基层应急管理运行机制,保障了城市应急治理效度。然而,要建立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需警惕社区应急能力内卷、社会资本分散、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及技术治理悬浮等现实问题。迈向韧性治理,实现社区在多元风险情景下的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有利于改善城市或区域应对突发公共风险的准备方式。     

试论邓小平的社会风险理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风险与代价问题

社会风险理论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风险的预示与防范贯穿于中国八十年代之后新一轮现代化的全过程 ,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一、邓小平社会风险理论是对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总结毫无疑问 ,现代化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 ,由于现代化在许多方面与传统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在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 ,常常伴随着不稳定的因素和有待克服的社会风险。这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共性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 ,所谓的社会风险 ,首先表现为激烈…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韧性城市建设研究

当前风险社会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亟须适应的新常态，韧性城市是应对风险社会的有效选择。从环境韧性、社会韧性、组织韧性和经济韧性等维度分析城市韧性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应对。并基于当前城市韧性建设过程中的生态问题凸显，空间功能规划不合理；韧性文化尚未形成，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制度建设执行不力，治理思维能力欠缺；城乡差异明显，个体应对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生态保护，冗余设计，着力提升环境韧性；广泛宣传教育，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努力提高社会韧性；优化制度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努力提升组织韧性；地区协同发展，多元保障支持，着力提升经济韧性的建议。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国家治理的优势及其效能提升的路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政府监管的单一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信息占有、组织管理、柔性监督、成本控制和风险管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成为弥合政府监管短板,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选择。在实践中,作为国家治理主要承载者的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协调、合作机制,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必需的社会基础不足成为制约其优势发挥的重要因素。提升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国家治理的效能需从构建与政府互助合作的制度机制、夯实社会基础两方面入手。     

办好群众天大的小事 ——"接诉即办"有效提升首都基层治理能力

城市基层治理转型是当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接诉即办”从公共价值的视角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出发,完善了首都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从厘清问题导向关键点和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出发,构建起首都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执行模式;将精细化管理和首都城市优势结合起来,探索出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路径,推动了首都城市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我国社会组织改革之理论框架探讨北大核心

社会组织已成为当今中国公共管理舞台中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并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社会组织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以在国家-社会宏观的分析视阈以及政社、政会的基本交互架构之中方能得以实施,选择科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框架异常关键。在修正和弥合传统自由主义和法团主义关系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之行政生态对国家社会乃至政社、政会分析工具进行了本土化创新,而镶嵌式自主性理论较好地将多种理论观点整合为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范围涵盖了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经济、文化、建设等不同领域,多层次多角度构建了一整套和谐统一,协调互促的中国特色模式的体制机制,为了更好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深入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进一步多视角实证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实障碍,从而提出更可行的实现路径,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进程。     

风险防控型公共危机治理框架:模型及其应用

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网络性特征,因此对人类的风险管理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危机治理能力的核心是提高风险的防控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向公共危机治理转型的前提是客观分析现有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科学把握风险管理的有关技术与要求,构建统合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综合性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     

我国社会组织改革之理论框架探讨

社会组织已成为当今中国公共管理舞台中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并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社会组织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以在国家-社会宏观的分析视阈以及政社、政会的基本交互架构之中方能得以实施,选择科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框架异常关键。在修正和弥合传统自由主义和法团主义关系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之行政生态对国家社会乃至政社、政会分析工具进行了本土化创新,而镶嵌式自主性理论较好地将多种理论观点整合为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提升社区治理韧性的价值遵循与行动方向

提升社区治理韧性是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创设和谐人居环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作为重要抓手，深入研究和遵循社区治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行动方向上，注重提升基层党委的领导力，充分激发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矛盾处理的身份特征，弥合基层政治工作实践的有限性与治理有效性要求之间的张力；构建多元治理主体风险防控的共识力，通过积极动员、资源互补的方式凝聚力量，贯彻落实社会治理政策的基本思路；增强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情感力，通过激发群众情感共鸣，夯实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丰富韧性社区构建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动员式政治”“日常政治”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探索与实践是在国内外历史环境与当今政治生态双重交错中逐步展开。传统中国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有"君主"而没有"民主",中华帝国与西方封建制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有很大的区隔。近代以降,在"冲击-反应"的模式下传统中国被迫拉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五四运动"成为当今中国民主进程的滥觞,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运作机制"动员式政治"一直沿袭到1980年代末,中国民主遭受挫折、困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增强,中国政治生活逐渐向"日常政治"转型,通过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民主途径的探索和创新实践,逐步推动和实现人民民主和国家民主。     

边界重构与尺度嵌入：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逻辑进路

风险社会背景下,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在适应风险情景与应对高频风险方面非常适配,成为有限治理资源约束下政府进行网络内容风险治理的理性选择。综合工具属性和治理目标的双重考量,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适用于定期主题类、精准锚定类、网络平台类等风险治理场景,但在应用过程中显现出治理效果间歇反复、治理价值难以评判的局限性。基于W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案例分析,实现网络内容风险整体性治理需要消除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弊端。通过跨尺度视角推动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调适转型,协调其与常规化治理的关系;优化中观尺度“风险链”形塑治理向度;引入微观尺度“网络信息生态链”转换治理空间,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     

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升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助于激发社会主体内生活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以下困境: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结构优势未充分发挥;各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社会组织发展不顺畅;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动力不足风险;社会治理机制运作滞后、效果欠佳。鉴于此,我们必须在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理念引领下,建立和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法治体系、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加大力度运用社会治理专业化方式。惟有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基于多圈层耦合的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体系建构北大核心CSSCI

在“媒介化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加速演进、复杂耦合的挑战下,应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亟待提升媒介化治理能力,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媒介化”对风险治理既有范式带来的治理挑战及变革可能性出发,综合多学科视角,分析其内涵及生成机理,可以将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解析为党的全面领导下多元耦合的“媒介自律能力—媒介协同治理能力—媒介国际合作治理能力”三个能力圈层,并据此构建出多圈层耦合能力体系框架。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建设本质上是因应“媒介—风险—社会”的共生关系,基于媒介自律前提,释放媒介作为新型治理工具和新型治理主体的建构性潜能及制度化力量,继而促成多圈层能力耦合集成、增强治理韧性的动态过程。这一进程是因应风险媒介化和媒介化风险的治理变革,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升维跃迁。     

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社会风险的表征、根源及应对

伴随着全球化和国内社会转型的双重推动,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社会风险的突出表征为:社会极化现象明显,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风险累积的力度;意识形态内生弱化凸显,加剧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危机;社会结构紧张,潜存着社会结构风险和制度风险;风险分配不公平,增加了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公共服务"内卷化"问题显现,极易诱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失范;自然生态风险增加,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压力。当下我国社会风险的诸多表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究其根源,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独特性、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失衡多为经济利益牵导、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社会风险、中国社会存在诸多使风险放大的要素、全球化风险带来的冲击等是其根本原因。应对我国社会风险的出路在于:树立正确的现代风险理念;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创新公众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强自然生态风险治理;积极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网络治理已经成为新时期党执政的新形态,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要求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是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党的网络治理能力面临着诸多挑战: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现实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价值理念多元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网络治理仍然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等。需要从加强顶层设计、掌控网络话语主导权、构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网络公民的良性互动机制、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网络治理能力等方面提升党的网络治理能力,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