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动因：从道德背反到技术中立

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的犯罪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相比具有特殊的犯罪原因。从越轨行为角度观察,网络犯罪行为基于行为反道德性和反社会性取得的可罚性被削弱,但位于事后评价层面所附加的道德属性仍然存在,在复杂的网络犯罪评价体系下,网络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边界愈加模糊。从网络技术行为角度观察,技术中立作为犯罪动因时属于消极因素,其不直接促进或遏制犯罪,本质上是价值中立。对于网络犯罪,应当结合技术中立,构建二元动因评价体系,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观察犯罪,并在微观层面明确受道德背反限制的技术中立,以及受技术中立限制的具体动因的评价内容。     

论捐赠诈骗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

捐赠诈骗是近年来高发的诈骗犯罪类型,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平台发布慈善募捐信息进行诈骗的案件更是屡见不鲜。对于捐赠诈骗行为可否以诈骗罪论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要求被害人意识到自己的财产处分行为将产生财产损失的后果。因此,捐赠诈骗可罚性在于如何准确认定诈骗罪的财产损失。实践中发生的捐赠诈骗案件包括“对价型”和“非对价型”两类,需要分别讨论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和路径。在“非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可直接采取“目的失败理论”认定财产损失;在“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应采用梯次判断方法,进行双层次的检验,即首先进行对价关系的判断,当此关系不平衡时再进行客观目的的认定。     

过失危险犯之提倡——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例证审查

传统刑法囿于以实害结果为过失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之观点而导致了过失危险犯在刑法体系中的阙如,但这早已不符合愈发风险化和预防化的刑事立法技术和教义学原理。关于过失危险犯在刑法中是否合理且正当存在着正反两种对立的声音,运用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可厘清其概念及理论根基。而个例分析法是佐证过失危险犯存在的最有力证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实然视阈下过失危险犯存在与否的策源地,这源于其作为行政犯的罪过形式的不明确性,对此主要存在过失说、故意说、复杂罪过说三种声音。对行政犯只要能排除直接故意一般宜认定为过失,拒绝执行防疫措施的行为人至少对亲友被感染或被隔离的后果一定是不希望发生的,据此应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加之原就可以构成具体危险犯,本罪乃过失危险犯的立法范例便不言自明。有了存在论的支持,将传统过失论的“结果本位主义”解释为既包括实害结果也包括具体危险结果,如此便可证成增设过失危险犯之合理性。但刑法毕竟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且鉴于刑法之谦抑性与处罚体系之二元性,对过失危险犯之“危险”应做“类实害性”限制解读。     

当前中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个案研究

郑民生故意杀人案之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引起了社会的广为关注。当前我国处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多发期，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感。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在犯罪人、被害人、行为方式、危害程度上都不同于一般暴力犯罪和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具有突发性极强、犯罪手段残忍、犯罪人心理异常、被害人群特殊、犯罪后果严重、示范效应强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防控这类犯罪的艰难性，因此必须采取特殊的防控措施，以减少这类犯罪的多发。     

试论游离常态的罪过形态:混合罪过

现实中 ,有些罪过存在形态并不完全与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所“应有”的犯罪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相一致 ,有时这些罪过会游离于传统意义故意犯罪必有故意或过失犯罪必有犯罪过失这种罪过存在常态之上 ,而以混合罪过这种异态存在或呈现。国内研究混合罪过经历了探索、创新阶段。混合罪过有四层含义 ,三大类型 ,特殊混合罪过有其构造和特点 ,在本质上仍属于一个罪过 ,区分确定罪过的不同形态是十分必要的 ,有助于我们确定犯罪行为人责任的大小。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犯罪化

在交通肇事罪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应当予以独立的刑法评价。惟有如此,对于交通肇事罪有关的几个的问题,如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未逃逸而不作为致人死亡的认定,故意杀人后逃逸的处理,刑法理论才能自圆其说。     

浅析个人极端暴力犯罪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当前我国突出的犯罪类型,危害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其特征是犯罪主体弱势性、犯罪动机报复性、犯罪行为攻击性、犯罪性质恐怖性和犯罪影响关注性;其生成机理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和复杂的个体因素。科学防范、有效治理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必须在案件预防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措施上下功夫,从而有效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论轻刑化在我国的实现

轻刑化,指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以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止和预防某种犯罪行为,就不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轻刑化是刑法谦抑性的应有内涵、是保护人权的需要、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需要。轻刑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轻刑化的适用要以犯罪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同时,轻刑化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个方面来实现。     

论危险作业罪中“现实危险”的界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危险作业罪”,是我国刑法保护呈现出评价前置化、保护时间提前化倾向的标志之一。其中,认定“现实危险”成为本罪适用的关键。在规范角度,应当将现实危险界定为具体的、故意的危险;在实践角度,根据现实危险的程度可以将本罪的行为分为危险阙如型、结果轻微型与结果迫近型。进一步而言,对于“结果迫近”需要进行客观化认定,也就是采取法律的视角、事后评价的标准,根据行为方式、未发生实际损害的原因将行为进行分类,从而划分罪与非罪的界线。同时,充分考虑非罪认定后的行刑衔接问题,保证“现实危险”在作为入罪要件的同时,也作为出罪要件发挥作用,推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共同发力。     

个体恐怖犯罪概念辨析

个体恐怖犯罪是指单个犯罪行为人基于社会、经济或其他个人目的,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手段,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或重大公私财物,制造社会恐怖或灾难,严重威胁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它具有犯罪主体的单一性、目的的非政治性、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手段的暴力性、后果的恐怖性等特征。与恐怖主义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在概念上有联系也有较大的区别。     

结果加重犯中的混合罪过

一个犯罪是否只可以有一种罪过．可否一个犯罪既有故意罪过也有过失罪过？在一般情况下,一种犯罪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但是在某些罪过形式较为模糊的犯罪中,要认定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发生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比较困难。刑法学界提出了单一罪过说、复合罪过说、主要罪过说等解决方法,但这些理论的普适性还存在疑问。结果加重犯中对于加重结果的罪过是混合罪过．既包含故意也包含过失。     

论我国网络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国内在网络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刑法典为核心,行政法规、单行刑法、相关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司法解释为辅的框架体系。但在法律表述方面,尚存在“适法牵强”、“无法可依”的争议。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范与价值构建——以“高危驾车”为视角

近期由醉酒驾驶、飙车等“高危驾车”行为引发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频发，而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该行为定罪量刑的争议不断。而以有利于司法裁判为出发点，由规范与价值的二元视角为方法论，展开对“高危驾车”行为的主客观分析，可以确定上述行为能否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由驾驶人在事发之前、事发之际与事发之后的行为事实为根源，分别抽象出“模型化”的证明方式，以推断其主观意识与意志因素，进而确定其主观罪过；在客观方面，对“高危驾车”案件所具有的共同行为事实进行价值抽象，以构建出广泛适用的客观行为评价模式，由此形成对类似案件的一般评价规则。     

涉外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探析

网络犯罪给传统属地管辖带来严峻挑战,犯罪地的认定与网络遍在性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如难以确定物理连接点、物理连接点的遍在性和对域外数据的长臂管辖权等等。官方对“犯罪地”的解释在与罪刑法定原则背离之余还缺少规律性和体系化,学界基于各种理由对犯罪地作出了解释方向各异的结论。网络自治论、管辖权相对论、IP地址管辖论、网址管辖论、有限管辖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地原则,都与网络犯罪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普遍管辖说、实害联系说、结果及与行为关联度说,均有可待商榷之处。设定网络犯罪管辖权应以“坚持主权”和“国际协作”为原则,恪守涉外与涉内网络犯罪管辖的一体化构建,同时平衡好“地”与“人”的关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构造

不断普遍化、复杂化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给立法、司法带来挑战，从客观行为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可分为“非法提供型”和“非法获取型”两大类。“非法提供型”行为以“出售”为典型方式，与“出售”行为并列的还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特定、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而向他人提供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非法提供”行为。“非法获取型”行为以“窃取”为典型方式，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属于兜底型概括性规定，用于规制与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社会危害性相当的行为。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探析

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比较重大的修改,但对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情节的规定较为简单,而现实中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非常复杂,从而导致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较大分歧。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界定以及相关情节的认定问题作了解释,但是该解释仍然存在可商榷之处。笔者以刑法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对象范围、罪过形式以及司法界定的分析探究,以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探析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一类社会危害性极强的暴力犯罪,具有主体弱势性、对象不特定性、行为突发性、动机泄愤性、影响示范性等特点。发生原因主要有社会因素和自身心理因素。有效地防控此类犯罪必须做到严厉刑法打击,规范媒体报道,提高快速反应、现场处置能力,完善情报机制,健全心理疏导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     

行刑衔接视角下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的治理

对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进行行政处罚抑或刑事处罚,应当在恐怖主义治理大格局中考量。恐怖主义治理应坚持以《反恐法》为核心,慎重启动持有型犯罪。在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出行入刑"中,除了"情节严重"的考察,还应坚持刑法规范意义的独立评价,并重视"但书"的出罪功能。在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下,过错应当是行政处罚的要件,行为人罪过的生成应当以过错为前提,但罪过有独立判断标准,在认定过程中也不应机械套用过错推定。     

污染环境犯罪的罪过问题探析

本文探讨了污染环境犯罪的罪过认定标准 :结果犯 ,应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作为认定标准 ;行为犯 ,则应以行为的意识选择和意志努力作为认定标准。污染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不包括直接故意形式 ;将过失污染环境纳入刑法的范畴 ,是符合单位犯罪理论和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的     

略论事先设置防卫的定性

为防盗窃,在菜园里架设电网或在住宅内安装自动杀伤机关,行为时并无不法侵害,结果却造成了不法侵害。这类情况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对这类情形的认定和处理,往往涉及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无、罪过的存在与否、罪过的形式以及防范措施是否合法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处理方法。笔者试对此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