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内涵要义与特征是极其一致的,表现为:多元主体参与和网络结构契合、注重多元手段的契合、社会公共责任契合。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有助于社会治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和谐;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凝聚社会共识。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应明确协商民主参与社会治理的边界,夯实代表基础;重视网络协商民主,拓展社会治理的空间领域;强化基层协商民主,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水平。     

“社会协商会议”广泛多渠道拓展路径研究——基于崇州社会协商会议的调查

十八大以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多元主体互动",用协商民主来丰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容成为内在要求。2014年崇州市率先在成都市区(县)中开展"社会协商会议"探索。研究社会协商会议广泛多渠道拓展路径,崇州市"社会协商会议"的实践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对探索未来社会协商向更多新领域、新层级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长期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基础上提出的,在党的理论创新、政治实践及社会领域中广泛传播并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它以权利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对话和协商为手段,以达成共识为核心原则,以合法决策、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是多层的、广泛的,需要一定的哲学基础、理论逻辑和现实资源,其实践需要程序与方法的支撑。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会遇到与中国传统、咨询民主、选举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协商民主与国外协商民主的关系等问题,客观理性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深入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     

政党协商的多向度考察

政党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党协商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生动的民主生活实践,是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价值等协商因子与合理养分,对于扩大政治参与、增进政治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政党协商的形成和发展,伴随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而不断完善,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有其特定的逻辑前提和内容要素,其政治向度、主体向度、制度向度、效应向度等向度内涵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和深入探究。     

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特点

协商治理,是政治主体基于政治组织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协商和对话的程序和形式达成共识或者协调分歧,以实现国家和公共治理利益目标的特定政治机制。中国的协商治理产生于协商政治与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历史、国情、政情、社情和民情,在长期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践基础上创造和发展的。它既是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也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还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和保障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界别、政府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协商共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协商民主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化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中,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协商民主视角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探讨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的协商民主对于社会治理的实在价值,实现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包容性和公共性。     

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中共协商民主的实践雏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实现党派合作思想,社会各界逐步形成社会共识,并通过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初步地形成了中共协商民主的实践雏形。"三三制"政权对协商民主在民主合作的必要性、合作的原则、合作的方式方法等均进行了宝贵的实践和探索。回顾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历程,深入研究协商民主思想演进发展的轨迹,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动发展,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对协商民主实践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对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在协商主体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明确人民的协商主体地位、培育协商主体的协商精神、规范协商主体的协商行为,有助于提升协商主体的价值共识;在协商治理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为协商治理注入更多价值理性、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协商治理的效能;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创新协商民主认知理念、坚定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完善协商民主体制机制,有助于优化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     

协商民主:重在协商难在真协商

正协商民主的本质是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充分体现了尊重群众、了解群众和依靠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管中窥豹,在实地调研     

社会资本、协商民主与党群治理

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的内在契合体现在两者同公民社会的密切联系以及对现代性的解构与重构上。社会资本对党群治理的意义主要体现为非正式网络和非正式规范。而协商民主对于党群治理则更多意味着多元共识、公开审议、参与平等和责任分担。文章试图在吸收两者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协商型党群治理的概念,其内涵包括非正式网络的沟通联结、互惠信任关系的凝聚整合、直接对话的协商表达和公民社团的平等参与四个方面。     

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

正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创新路径——基于协商民主发生场域的研究

现代民主政治都是场域政治。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因而协商民主发展有赖于发生场域的拓展。简单来说,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就是协商民主发生的社会空间。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是否广泛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品质与溢出效应。理想的协商民主发生场域应该是公共生活的全覆盖与政治行动的全贯穿。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不断扩展,政治系统场域、政治与社会场域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在内容、形式和程序上都得到了全面展开。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时间不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发生场域上仍然存在边界不清、行政性色彩浓厚和社会公共领域协商制度化不够等问题。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生场域建设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创新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障和重要动力。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一步来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但在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源于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两种错误认识。我们应当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采取有效举措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的协商民主文化、深入协商民主实践、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这三方面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论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协商民主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个社会是否具备运行良好的公共领域是它能否顺利进行民主协商的关键。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共识和去中心化。哈贝马斯主张共识型公共领域,塞拉·本哈比、艾里斯·扬支持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南希·弗雷泽则提出了主流公共领域与"庶人反公共领域"的并存。这两种取向都有各自的价值,好的民主治理既需要去中心化的公众舆论,也需要总体的妥协和共识。它不仅要求公众进行理性对话,而且要求公众意见能够有效地影响政治决策,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权力、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新型"三权分立";詹姆斯·博曼则主张一种充分发展的宪法权利体系是成功协商的必要条件。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关键议题

强调话语为中心的协商已经成为当前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多元而创新的实践正渗透到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学者多角度的研究也勾画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城市社区探索形成的"公民论坛""议事会"等实践模式成为当前协商治理的具体形式,在增强居民参与、提高政策合法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建立在我国政治语境研究基础之上,是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理论相互融合的产物。通过对协商治理提出的背景以及实践形态进行分析,以"协商"作为出发点解析协商治理的深刻内涵,当前城市社会协商治理的关键和重点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协商性与合法性、监察化与制度化、协商程序与结果质量以及相互理解与公共责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

发展数字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云平台”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都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但数字时代的严峻复杂形势也带来了治理挑战：技术精英占据天然优势地位，背离数字协商民主理想；算法“黑箱”阻碍多元共识，加剧公众协商过程非理性化；数据泄露导致陷入数字治理困境，阻碍共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无限扩张进而霸占数字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此，中国语境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激发民主活力的数字技术保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平台治理，健全数字协商民主基本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实现困境与出路

依法治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实践发展中面临诸多困境,亟待法治的介入。探究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必须根据理论和现实情况,在共有的平等、公正、理性的价值原则指导下,通过把协商主体身份转化为法律身份;以法定程序方法构建协商程序;用法律理性规范协商程序和解决协商活动中出现的矛盾,将协商这一政治行为转化到由宪法及法律建立的理性的、制度化的、解决冲突的框架中来,使其转变为真正的法律行为,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协商民主的权利,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于实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战略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