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政会关系变迁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开阶段。考察脱钩改革的历史变迁,“去行政化”的核心目标和“推行政会分开”的改革方式一以贯之,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既培育发展又规范管理、秩序优先于活力的价值排序,构成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脱钩改革带动政会关系从“行政主导”的解构转向“政治领导与合作共治并进”的重构,为此,需要从政治领导关系和合作共治关系两方面对构建适应于后脱钩时代的新型治理制度框架和整合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人才培育中政校企合作模式之研究——兼析“I＋X＋Q”合作类型

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各类人才，而高校是人才最大的供应地。如何为企业培育、引进各类有用人才是政府人事职能部门重要的职责，而充分利用政校企合作平台培育人才是发挥职能的重要手段。本文分析了政校企合作的现状，提出了政校企合作群这一构想和如何建立的对策。     

构建公共服务的政社合作机制——以2010年北京市首都社会组织民生行动为例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机制和新方法，已经逐步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进行实践探索和推进。北京市于2010年开展的首都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探索实践了社会组织参与服务购买的新模式。本文着眼于此次实践的积极意义和不足，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建立政社合作机制的三点建议。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多元化的制度成因分析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多种形态。基于制度视角的分析发现,行政监管、政府扶持、政会合作和政策参与等四个政会关系主要领域中的制度都具有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的特征,这产生了社会组织的身份和管理模式差异,也使社会组织无法在扶持、合作和政策参与中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从而形成了政会关系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也为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而政府的自主选择则进一步加深了政会关系具体形态的差异。改善政会关系,亟须加强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尤其要明确制度化建设的目标、加强法制建设和建立监督机制。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演进逻辑——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农村治理结构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全能型政府统治体制的变革,重构了政社一体的乡村治理结构,构建了政社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农村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新的治理结构在运行中出现异化,政府公共性削弱,治理合法性流失,农村出现衰落景象。新世纪之后的农村税费改革,再次对农村政府与社会关系作出重大调整,以政建社与政社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取代政社对立的二元治理结构。十八大以来,以反腐败和精准扶贫为中心,农村治理结构有了新发展。新时代的农村治理结构,要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规范化

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公共需求的多样性和政府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使政府与社会合作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趋势.在世界行政改革中出现的政府花钱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虽然获得了一些经验和制度的积累,但仍需在规范化方面作进一步努力,包括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购买的程序、社会组织的资质、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购买服务的监督与评估等等,都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以保证政社合作在全国的平稳、健康发展.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在应急救灾中的合作机制研究

本文对非营利组织（NPO）与政府和应急救灾中的合作现状、合作意愿并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NPO与政府在应急救灾工作中，双方在应急救灾的资源领域、规范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合作意愿既有相近之处，也存在着不少差异。以政府和NPO各自的合作意愿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相关工作，将会有效地提高人类社会减灾救火的能力。     

“政行校企”办学模式下学生党员的培养发展

政行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党员的培养发展,是校企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是学生党员培养发展工作的新内容、新思路。从政行校企合作能够促进学生党员的后续培养发展、政行校企各方在培养发展学生党员中的地位作用和具体措施三个方面,分析阐述了政行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中学生党员的培养发展问题,有助于推动高职院校学生党员的培养发展工作。     

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构想——美国大都市区的启示

长三角一体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各个地方政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但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效果仍不容乐观。美国大都市区在政府合作和协调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我国长三角区域政府合作受条块关系不顺、政绩观和二元行政文化的影响，效果并不理想。亟须建立制度化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完善区域合作规则和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合作初探

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族际政治的发展和区域公共问题的增多促进了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合作的发展。目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合作主要有跨省协作、上级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和联合党委领导下的合作三种模式。分别从地方政府对合作的态度、协调机构的权威性、合作领域以及利益分配制度等四个方面对这三种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各自的优点和不足。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合作,应该继续强化上级政府的协调作用,明确区域内各方的定位,健全利益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合作的制度化水平。     

论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

加强地方政府间合作是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也是当前行政科学研究的热点。有关地方治理的理念,由旧地方主义向新地方主义转变。回顾了相关的研究文献,总结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存在问题的宏观分析框架,认为本位主义下的地方保护、尚未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缺乏相关法律与制度的保障、财政经费分担问题是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主要现存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就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途径与措施,从政治、管理、法制3个层面进行设计与创新,并系统介绍和总结了美国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几种典型管理模式。     

后金融危机时期两岸经济走向及合作趋势

后金融危机时期，两岸若能抓住机遇，顺应两岸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中可能出现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完成两岸经济由正常化向制度化的过渡，并促进两岸经济进一步整合、使两岸经济关系更为密切，将能化危机为机遇，开辟新的经济合作疆城，推动两岸经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论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互强的逻辑选择

改革开放的深化带来了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向政府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治理上存在失灵现象，需民间组织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政府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民间组织协助政府解决改革深入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二者在合作模式下的协同治理中不断得到加强。民间组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选择行为，近期来看，政府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但从长远来看，民间组织的民间性将逐步得到加强，其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会逐渐增强，与此相应，社会治理的架构也随之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走向政府与社会共同实行的民主治理。     

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

重塑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促进交流与协商,加强互动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加强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廉政建设的需要和公民参与廉政建设的需求,客观认识我国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现我国廉政建设模式和腐败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我国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的路径在于:转变传统观念,形成合作共识;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回应与协商机制,促进交流与协商;建立参与制度与保障机制,确保合作的制度化与稳定性,     

行业协会生成的现状与困境——以广东及珠海为例

本文从广东省行业协会发展的现状入手，分析了行业协会存在问题的原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分析建立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合作关系、完善行业协会的法制环境、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健全内部治理机制、设立行业协会评估制度等问题，提出了规范和发展行业协会的基本思路和对策，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刍议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对农民对社会都有重要作用;但其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和农业发展的新要求。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是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三方联合,共同推动。     

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