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与国际石油价格协整分析

自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实施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同一时期的另一热点问题是国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从理论角度分析,这两个经济变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国际石油价格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收支渠道和国内经济渠道,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将引起人民币汇率反方向变动;而人民币汇率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石油贸易途径,但影响并不显著.运用ECM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两者之间的一个长期均衡关系,而通过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之间存在的是单向因果关系,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将引起人民币汇率的同方向变动,与理论分析结论相反;而人民币汇率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分析结论一致.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结构收支的影响——基于SITC分类标准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变动能否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与争论的焦点。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变动无法起到调节中美两国贸易收支的作用,但适度增加汇率波动弹性有助于缓解贸易失衡。因此,只有消除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才能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金融合作——基于美国汇率政治视角的分析

本文认为,美国的汇率政治在客观上推动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机制的建立;而这一对话机制则为两国之间开展金融合作提供了平台。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态度受到美国汇率政治的制约,但是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有效地抑制了美国的汇率政治对中国的施压。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合作是进一步推动双边金融合作的重要契机。中美两国政府应该抓住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准入,以在微观层面上扩大双边金融合作的市场基础。从长远来看,中美金融合作的实质性进展也将是抑制美国汇率政治的有效方式。     

贸易引力模型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量的影响——基于中国与东盟6国贸易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金融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和贸易问题的争论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定量分析中运用到贸易引力模型,利用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包括人均GDP、贸易距离等基本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人民币对东盟6国的加权汇率这一变量,得到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然后运用得到的模型来评价在人民币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东盟各国贸易量的影响情况。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吉林省外贸的影响

自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明显增大,并呈现持续升值的势头.受此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速明显放慢;而与此同时,吉林省对外贸易却加速增长,异于全国整体情况.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和吉林省对外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长期,人民币汇率对吉林省出口影响不显著,对进口影响显著;而短期汇率变动对吉林省对外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东盟的直接投资关系：趋势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十分迅速,双向直接投资流动日趋活跃.中国已经成为东盟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重要地区,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些东盟国家重要的FDI来源地.但总体上,双边投资流动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为了进一步密切双边投资关系,推进双边经济合作,有必要就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前景进行分析.     

日元汇率波动新态势

2022年初以来，伴随美联储加息，日元进入快速贬值通道；11月后，随着美联储加息放缓和日本央行改变货币政策，日元汇率出现回调。日元呈现剧烈波动态势。短期看，日美息差扩大是日元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中长期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和日本经济结构变化是日元汇率变化的背后动因。对日本经济而言，日元汇率波动有利有弊，长期看弊大于利。对全球经济而言，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或引发新一轮全球货币博弈和金融市场动荡。未来日本经济要想实现长期健康发展，仍需摆脱汇率依赖，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性决定因素实证研究

韩国对华投资起步虽晚，但已占韩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的42％，韩国企业已将中国视为“第二个产业前沿基地”。通过对韩国在我国28个省区直接投资及各地区市场环境等解释变量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地区性工资差异和较低的投资成本已不再是韩国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从传统的成本导向型逐步向市场导向型转移等一系列结论。     

开放经济条件下人民币汇率政策取向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人民币汇率作为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人民币汇率水平通过影响对外贸易和国内外资本流动从而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目前我国所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从制度安排上符合今后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取向 ,但从长远角度看 ,随着开放进程的加快 ,人民币汇率政策手段的单一化将会制约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 ,我国经济内外均衡的目标冲突也将更加显现出来。因此 ,我国应制定适当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并注意汇率政策与其它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以达到国民经济内外部平衡 ,以实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     

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探究

从实体经济上看, 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小幅度调整并未给中国经济的总需求水平带来显著影响, 汇 改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是进出口、就业、消费、投资、经济增长等多项宏观经济重要指标都表现良好。从国际政治 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情况两个角度来看, 我国目前应当恰当地调整汇率和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     

欧元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出口由欧元启动时的224.3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810.6亿美元,随着欧元的逐步稳定,欧元也已成为我国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之一。本文借鉴“引力模型”,以同一时期,欧元对多个国家货币的汇率波动程度为研究对象,考察欧元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欧元名义汇率波动总体上对我国出口并没有阻碍作用,这为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留下了很大的调整空间。     

试论中日人文交流的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文交流是发展国家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人文交流经历了初期开创、全面发展、深化认知三个历史变迁阶段,2019年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的构建,带领双边关系步入新时期。中日关系与人文交流恰如一枚硬币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矛盾将会引起人文交流起伏波动。反之,持续的人文交流对于国家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同样具有累积调控效应。各个领域的人文交流“量”的积累最终会带动国家关系“质”的飞跃。因此,要重构中日关系,除了“要超越现代化”的矛盾,还要寻求中日之间长期人文交流的“共同文化遗产”。     

人民币汇率与中俄主要产品贸易分析

基于ARDL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俄主要贸易品的影响,中对俄出口以"纺织品和机械制品"为样本,中从俄进口以"矿产品和木及木制品"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升值不利于纺织品出口和木及木制品进口,但对机械制品出口和矿产品进口没有影响。俄罗斯国民产出增加对纺织品、机械制品出口有促进作用;中国国民产出增加对木及木制品进口影响较弱;矿产品进口主要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对此,应"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以规避纺织品、矿产品贸易的汇率风险;保持政治互信以稳定矿产品进口;积极发展产业内贸易以协调和促进未来中俄贸易发展"。     

论马来西亚与日本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马来西亚独立后,日本就一直是马来西亚重要的经济伙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马来西亚对日本的开放程度和日本在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力,是东盟乃至亚洲地区其他国家所不及的。日本和马来西亚经济关系的深化,既为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也增加了马来西亚对日本的依赖。21世纪初,马来西亚和日本的经济关系将以贸易和投资为主体,全力拓展其他经济领域的全方面合作,发展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     

后金融危机下的区域货币合作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各国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危机过后,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金融风暴再次袭来又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综合各种因素,本文阐述了后金融危机时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现实选择。而近期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充当了区域汇率政策协调的稳定器。只有进一步推进东南亚货币合作进程,才能最为有效地防止危机再次发生,保证东南亚地区经济的稳定。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xchange‐rate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of U.S. and Japanese intervention, 1977–1990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xchange‐rate managemen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coordin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rom 1977 to 1990 is analyz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data raises two empirical puzzles: (1) Why do the periods of active intervention and high cooperation coincide?; (2) Why does Japan intervene unilaterally more often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hypotheses drawn from various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re tested, but none of them receive strong support. Instead, intervention volume and learning by U.S. administrations account for the variance in coordination. These findings resolve the two puzzles: (1) The periods of active intervention are the time of high need for cooperation; (2) Japan is obliged to intervene unilaterally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learning to cooperate.     

Testing the Hollowing-Out Thesis

In recent years, many economists have argued that governments are discarding pegged exchange rates in favor of alternative exchange rate regimes such as monetary unions and currency boards on the one hand, o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on the other. Capital mobility, such economists argue, has made pegged exchange rates costly to maintain for long periods, and thus the pegging option is being “hollowed-out.” Few, however, have tried to present evidence that capital mobility has a direct effect on exchange rate regime choices. I present two sets of tests using different measures of capital mobility that provide qualified confirmation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peg less as capital mobility rises. These tests indicate that direct measures of capital mobility have some correlation with de facto exchange rate regimes but not with de jure exchange rate regimes. Capital flows, a consequence of capital mobility, may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the choices of both de jure and de facto regimes. Governments do not make changes in their declare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in rational anticipation of the growing costs of pegging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capital mobility. Rather, governments normally adapt their declare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after capital flows have increased and actual exchange rates have become more difficult to manage. The tests also indicate that hollowing-out has not only been the result of systemic factors such as increasing capital mobility and capital flows, but also due to domestic factors such as growing public sector indebtedness and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关系

地缘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关系的稳定制约因素 ,是不可忽视的。中日两国作为地缘上非常接近的国家 ,其关系必然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从两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状况入手进行分析、探讨两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和美国这一地缘制衡力量对现实中日关系的影响 ,在两国利益上的共同点和难以解决的矛盾点都存在的情况下 ,两国关系只能是有限合作、有限冲突 ,但合作应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鸟瞰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30多年的曲折发展,出现过两次高潮,现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位和投资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而日本经济则陷入长期停滞,前景黯淡,日本企业纷纷以中国为中心开展海外事业,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可望进一步呈现波浪式向前发展的态势。为此,我国要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     

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策略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旬的近30年中,日本经历了4次汇率剧烈波动的冲击,但事实上,日本的贸易顺差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其背后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为了应对日元升值,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措施,调整产品结构、转向海外生产、海外并购、开展外包业务、加强产品质量管理、降低成本,以应对日元升值的压力。